采写｜章剑锋
出品｜网易科技《科学大师》栏目
杨乐，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今的普通大众不一定知道他，但他的背景，却很不一般。
他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同事，是中国现代数学先驱之一熊庆来的研究生，论辈份，还是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赵九章等大师的同门师弟。
在1977年，历史性的运动刚刚平息，人们意识到，国家要发展，还得靠科学，知识界的生机开始复苏。杨乐和陈景润、张广厚（也是数学家）等人一道，被树立为科学家的典型，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大力报道和推崇，风靡全国，成为青年人的学习偶像。在第二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更是受到英雄般的待遇，安排儿童专门向他们这些典型人物献花。
插一句，当时还是基建工程兵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和杨乐一样，都是获得表彰的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一开始杨乐压根儿没想到对自己的宣传态势会那么大，新华社一位记者对他们进行反复的采访，他原以为也就是在不公开的内参上发表一个小豆腐块就完事儿了，结果报道发表出来，几大主流官方报纸都是放在头版二条，赞扬他们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
1977年，陈景润由助理研究员被国家破格提升为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从实习研究员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成为中国恢复职称评定制度的首批人员。1980年，杨乐和陈景润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陈景润当时47岁，杨乐41岁，当时是最年轻的院士。有趣的是，评选他当院士的时候，杨乐自己在国外访问，还不知道有这回事。
这些典型人物的受追捧，当年对中国社会的风气有着不小的影响。北京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王恩哥曾回忆说，他自己读大学那时候，报纸上对年轻人树立的立志榜样是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这样的科学家，“与今天媒体上传播的偶像人物完全不同。想一想，那个时代的很多精神，在今天看来依然宝贵。”①
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被歧视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像罪犯一样在秘密搞数学研究，三个人的学术成果分别是：陈景润以其“陈氏理论”证明并推进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论文为《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杨乐和张广厚合作，则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数值分布理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推动了函数理论的发展，轰动了国际数学界的有关领域，被称之为“杨张定理”。
1978年，在数学理论和应用上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励的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华罗庚、陈景润、陈德泉（从左至右）
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代风华人物华罗庚、陈景润、张广厚等陆续谢世，杨乐如今也已经是皓首华发。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社会上流行追逐“热门专业”，纯数学的研究一度显得落没，唯一比较受关注的也是可以作为升学敲门砖的奥数比赛，功利的东西越来越多。杨乐就曾提出，这种全民皆举的数学培训，“基本是一些解题技巧的灌输，已经脱离了数学教育思维锻炼的本质，尤其以得金牌为目标的培训更是不可取。”②
在数学研究上，真正考验功底的世界数学界的三大顶级奖项——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和阿贝尔奖，中国本土没有一个人获得过。
杨乐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数学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
他从1996年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和国际著名数学大师、菲尔兹奖首位华人获得者丘成桐教授合作，在中科院设立晨兴数学中心，主持相关工作，致力于培养国内数学人才。他也是丘成桐国内办学的重要支持力量，和丘成桐一道担任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学术和命题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数学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者接过创新发展的重任，而他们要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可能最重要的一门学科就是数学。”
在杨乐等数学家看来，数学是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基础。综观世界发达国家，基本上也都是数学强国。1978年和他们一道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任正非，后来之所以能够将华为壮大，也与重视数学等基础研究及应用不无关系。华为的研究布局中，分别在法国和俄罗斯设立了数学研究中心。任正非承认，“这30年，其实我们真正的突破是数学，手机、系统设备是以数学为中心。”他甚至向媒体说，自己退休后，想找个好大学，学习数学。
杨乐有一个判断，他对网易科技《科学大师》记者说，中国现在数学大国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但要成为数学强国，还需要努力和时间，这其中，有些观念和倾向上的偏颇与失调，更需要扭转。
数学到底有什么用？
《科学大师》：您研究数学大半生，在您眼中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杨乐：数学当然是一门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学科。比如说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就是计算机，而且应用越来越普遍。那么你要用计算机，你就得要利用数学这个重要的工具。因为计算机只能进行数字运算，你要把一个学科中间的实际问题变成能够运算的，能够让计算机算的，你要建立它的数学模型，你要挑比较合适的运算的方法。算了以后，你还要看这个算的结果跟这个问题真正的解答之间所谓的误差怎么样，或者说它的收敛速度怎么样。这些都需要数学的工具。
在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科学、在航空航天科学、在大气环境科学、在海洋科学、在能源科学等等，当然更不要说典型的工程问题、工程科学，以及现在的金融、财贸，像投资、股票、证券、保险，这些都需要数学作它的工具。
管理也是最主要要借用数学的工具。还有物流，它都要借用。比如最近的二三十年有了互联网，不仅有计算机了，而且在计算机基础上能够全部联网。这些实际上都是让数学的作用更突出地发挥出来了。或者你是华为的科技方面的设计人员，当然这个数学水平非常重要。
现在各门科学、高新技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中，比如说数字化、精确化。你要搞得很精确，包括国防上，所谓叫精确打击，我们不能伤及无辜，我们最后要命中目标。医学上面，你诊断肿瘤在什么地方，你开刀，这些都需要精确。还有一个就是智能化。
数学最重要的作用还不是这些能看得见的地方，它看不到的效用其实是更大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人的培养的作用。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数学方面掌握得比较多了，那你的很多能力都增强了，包括你的几何直观能力，你分析问题的能力，你的逻辑推导能力，你的计算、证明这些能力。所有这些能力综合到一起，我觉得就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创新能力。
《科学大师》：就是综合素质。
杨乐：对，就是综合性的素质。
为什么我们的数学研究发展得不是那么理想？
《科学大师》：从社会上来看，人们对于纯数学研究似乎欠缺热情，不愿意坐冷板凳。
杨乐：实际上，社会上有一种比较焦急的心态，有一点缺乏理性、缺乏理想的那样的心态，都希望念书念得很好，要能赚大钱，觉得你学数学赚不了大钱。它整个好像成了社会的一种指南似的，这个就有些过分了。
我们那时候的社会风气是比较好的，跟这种舆论的引导是很有关系的。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跟当时的一些体制和做法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当时你无论是学金融的、学财贸的，或者学其他的，都是国家包的，而且工资都是一样的。不像现在这样，存在赚大钱或者赚小钱的问题，大家的收入是完全一样的。而另外一方面，对这样一些人，好像是在精神上有很高的鼓励。
《科学大师》：现在你们数学家，在不断地呼吁，在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试图扭转这种风气，叫大家不要唯“热门专业”。
杨乐：这个就是国内，大家对于这个的理解不够全面，他没有想到一种比较长远的，好像能够有续（发展）的（必要性），一窝蜂的，改革开放了，他看到有人确实好像经济利益获得很多，好像富有了，似乎他们很多人就觉得应该短期内取得很多这个效果。
但他没有想到其实社会（发展）是多方面的。实际上，即使在美国或者西欧那些高度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像我们这样表现得这么强烈。他们都会觉得，比如说你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兴趣，让他向他自己觉得比较合适的方向来发展。而我们国内，几乎是90%多的家庭都认为这个孩子最好能够不付出太多的劳动，今后能获取很高的利益。实际上，这种想法是有害的。对孩子也不利，对整个社会当然更加没有什么好处。
中国数学有可能强起来吗？
《科学大师》：我们国家的数学科研和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相比，差距怎么样？
杨乐：差距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没有出像他们那样非常突出的、原创性非常强的研究成果。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才的水平，有一些差距。
《科学大师》：我们曾经也涌现过一批著名的数学家，甚至不乏大师级人物，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局面？
杨乐：这就是人家（数学）是从牛顿的时代就开始的。牛顿到现在300多年了，人家有300多年的学术的传统和这个方面的积累，培养人才、办学，他们都是有一些非常成功的经验。而我们中国，从数学来看，那是从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差不多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右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差不多是国民党1927年掌握了政权以后，才逐步地发展起来的。
而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展，既使没有发展多久，中国那时候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已经开始涌现了、培养出了像华老（华罗庚）、陈省身这样的人才。可是从1931年开始，日本就侵略中国了。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开始好转一点。但是在前17年，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这个中间，一直不断的就是运动。整个重新开始是改革开放，到现在这是40年的时间。这个之前，几乎就没有比较完整的时间。
华罗庚夫妇与陈省身夫妇于1972在北京的合照
而现在改革开放，当然总体说来，国家对教育、科研的投入，尤其到新世纪以来，增加得很快。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中间也还是有一些，比如说经济体制的改革，原来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这个中间必然对基础研究和教育是有一些冲击的。
比如说过去数学和物理的生源差不多是所有科系中间最好的生源。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在90年代，这一段中间，当然比较好的大学也还好，但是这方面的生源有的时候比经济、MBA、金融这些，已经是有所损失了。
《科学大师》：那我们这个数学专业科研水平还能赶上吗？
杨乐：那当然没有问题。中国人是勤劳的，也能够吃苦的，也是有创新能力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中国现在对于创新、对于人才已经给予了非常大的关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想这样的一个风气应该持之以恒，而且不能要求太急。就像我们现在对创新、对人才给予了非常大的关注，我们如果寄希望于三五年就有根本改变了，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的。
数学这一块，现在当然情况已经有相当的好转了，现在并不是仅仅只有中国科学院或者少数的三五所国内非常有名的大学有一些研究的人员，能够做出比较好的科研成果。甚至于就是一些平时并不是太知名的大学，它那里的数学系里也有国内或者国际上很好的大学里出来的、培养的博士生、年轻人，到那去做教学工作，同时他也做科研工作。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已经相当多了。
要在全国范围中，都要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让这些年轻人能够继续向上发展的（环境），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平台。这些人中，总会涌现出一些做得非常出色的人。我们如果持之以恒这样发展下去，最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数学强国。
现在数学大国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就是说我们的数学队伍确实数量已经比较庞大了，已经够了。但是我们还要向数学强国来努力。
《科学大师》：数学强国的标准是什么？
杨乐：标准还是两个方面。就是你要有很好的数学成果。这个数学成果就是说，你在国际上有那种好像最有标志性的理论建树。有那样一些人才，有那样一些成果，我们就可以说成了数学强国。
“为什么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呢？”
《科学大师》: 您本人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和张广厚合作，在数学上做出了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在那样一种比较封闭和压抑的环境下面，还能出成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杨乐：你说的这一项工作，发表是在1965年，这是我们研究生时做的工作。到了差不多1975年秋，我们才知道，国际上值分布论这个领域中的一个比较权威的学者，就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叫Walter Hayman，在1964年伦敦举行的一个国际函数论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问题，被我和张广厚1965年的文章解决了。当时这个会，我们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那时候跟国外谈不上有任何交流。
《科学大师》：当年你们做研究的条件怎么样？能阅读外国的资料吗？
杨乐：当时国外的文献，就是国外公开发表的论文，除掉那种涉及到国防应用和不公开发表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也可以（查看）。那时候的条件当然不像现在这样好，比如说国外一个期刊，定价是非常贵的，中国往往只订一套，经过海运过来，这就需要时间。海运过来到了国内，当时在重庆有一个情报研究所，把它影印了，然后在国内这样（传播）。比如说数学所的图书馆，订的不是原版期刊。那时候也没有外汇，是用人民币订的那个重庆影印的，那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科学大师》：您年轻时，有过什么样的理想吗？
杨乐：理想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所谓学有所成吧。我读中学的时候，看的课外书籍是1949年以前印的，那个书上很多包括概念，包括一些定理或者名词，都还是用的外国人的名字。那时候当然很年轻，也很幼稚，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都是一些外国人的名字呢？难道不能有中国人的名字吗？中国人占了差不多1/5的人口，为什么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呢？希望能够成为跟国际上也可以相比的这么一个（数学家），有这样一种心理吧。国家原来培养我们，就是想让我们能够发挥一点我们的所长。而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做点这种数学的研究工作。
华罗庚曾经数学也考过不及格
《科学大师》：您觉得天才和庸才之间有界限吗？
杨乐：无所谓天才和庸才。当然每个人的天赋是有所不同的。每个人的能力，他在不同的地方有所表现。而数学更重要的是，要你长期的努力。
比如说华老，现在大家当然都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自己就说，他在初中的时候，他也考过数学不及格，他也不是一个在现在人们心中认为不得了的所谓的天才。
为什么呢？他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很高水准的一个学者，他主要还得到了清华大学的培养。虽然他没有正式注册，但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去听课。他非常用功，他当时可能是清华校园里最用功的一个人。他用了两年功，把那个大学里数学的那些课程，他不仅都掌握了，而且学得很好。清华当时是全国第一的大学，等于是那里的毕业生。虽然他自己常说，他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凭。他以后又有机会到当时的剑桥大学，在那呆了两年多的时间，做研究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不能按照普通人理解的，他是那样的天才。他自己就说，如果他当时一直留在江苏金坛的话，充其量是一个教得比较好的中学老师。当然我们也不能看轻中学老师，说中学老师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就不是一个这样举世闻名的数学家了。
所以需要他自己刻苦努力，特别是对数学。数学不像有些科学，你还可以掺杂一点所谓忽悠那些东西在里面，数学完全硬碰硬的，你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就是更加需要苦功夫。
华老就说，他那次考不及格，他怎么办呢？别人花一个钟头做的事，他说我花两个钟头来做。一定要一直长年累月的，人家花多少时间，他都花差不多双倍的时间来做。那么过了一两年以后，他说人家花一个钟头做的事，他20分钟就做得比人家还好了。
院士头衔不是衡量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科学大师》：您是“文革”后中科院恢复院士选举制度当选的第一批院士，院士这个头衔在您自己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杨乐：在我自己心目中的概念，应该说跟国外的那些院士的头衔是一样的。国外评上一个院士的话，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待遇方面，或者说他退休的年龄方面，这些没有任何改变。他就是多了一个头衔，他是某某科学院的院士。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们原来国内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被评上院士，我自己根本不知道。我被提名，我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正常的。
作为我自己来讲，觉得被评上院士以后，我的责任更加重大一点。我对我们国内这个数学方面，我应该更多地关心一点和更加发挥我的作用。这个方面，应该鞭策自己多做一些。而不是因为我是院士了，其他人就得听我的。那样就很不好。以及在待遇方面，给这个人有多少特殊的照顾。这也不对。
《科学大师》：成为院士，好像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标配。
杨乐：实际上，评上和评不上院士，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绝对的，并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准说这些人就应该评上、那些人就应该评不上。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位数学家，是一个很好的教授，他评了大概将近10次左右的院士，没有评上。当然他现在早已经去世了，他自己常常耿耿于怀。现在科技大学有相当多的各系的学者都评上院士了。但是他原来是科技大学像他这个年龄中声望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学者，结果不是院士。
再比如说，我们这次（2019年院士增选）初评中也有一些很好的学者、很出色的学者，在第一次投票中就被刷掉了。而这些学者，毫无疑问，已经达到了院士的水平。
《科学大师》：这实际上还是说明有没有院士头衔，并不是衡理科学家实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杨乐：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且现在在评选中间，也不能做到国家提倡的好像风气非常清廉、非常正常那种情况。这方面还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并不是个人能够（扭转的）。
《科学大师》：院士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是不是很有话语权的？
杨乐：本来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现在确实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院士的话语权比较多、比较大。其实本来是谁说得比较正确，哪怕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他发表的意见很正确，他很有创新性，那我们就应该很重视这个年轻人。应该是这样子。而不应该是看这个人的身份，说他是院士或者他不是院士，这样子并不好。
扭转学风需要几代人努力
《科学大师》：说到国内的学风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杨乐：我觉得确实现在学风中，而且甚至于在高层的所谓学风中，比如刚才提到的选院士，也并不是非常理想的状况，还是有很多的毛病和缺陷的。我觉得这个当然跟大的社会环境是有关系的，也跟我们年轻人的培养和成长有关系。
现在包括一些从国外深造，甚至于在国外工作了一二十年、再回来的人身上，应该说这些人，有的现在也是很有名的学者了，在国外期间还是相当努力的，在专业领域方面是有相当的或者说有一定的造诣，但是应该看到他们在基本的做人的方面，我觉得他们注意得并不够，有欠缺。
比如说到国外去、到美国去，除了你学人家一些比较尖端的研究领域或者高新技术的成就以外，你应该学习人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把学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学术上，你不能够论资排辈。你在学术上应该是大家互相平等，你这个为人应该与人为善，应该很好地看到人家的长处，使整个集体很好地前进。
2008年4月16日，北京中关村，杨乐院士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研究生们作演讲。来源：科学时报
《科学大师》：您觉得学风的问题能解决吗？你们当年的学风怎么样？
杨乐：当然国家如果花力气，是能够解决的。但是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也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关键还是要有一个社会的大环境。第二个，有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是每个人要自律。
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说这些都是最起码的要求。即使按照旧的道德品质，比如说按过去孔夫子那样的对知识分子的要求，那么就是每个人自律，做好自己的事情，对整个社会、整个学科领域来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个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参考资料：
①：中国科学报
②：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