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阳（化名）今年10岁，是一个刚升入四年级的小学生。在父母眼中，他活泼开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
与妈妈打乒乓球时，他总能第一时间指出妈妈问题所在，纠正其动作要领。然而，当阳阳在校学习情况却让父母头疼万分。
“他在课堂上经常坐不住，上课也完全不在状态。学一篇课文，也就能吸收一半。写作业也很费劲，我还要陪着他，边教边写。”阳阳妈妈说，孩子学习成绩很不理想，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成绩加在一起100多分。
“孩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困惑的阳阳妈妈只好求助于学习困难门诊。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研所”）保健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与阳阳有着类似情况的孩子不在少数。学习困难门诊自2022年5月开设以来，每月接诊量约600人。
数据显示，全球约5%—15%的青少年面临学习困难的挑战。按此推算，我国两亿多中小学生中有3000多万人可能存在学习困难问题。
“孩子学习困难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当了十几年的儿童保健科医生，张丽丽遇见过很多有学习困难问题的孩子，他们可能经历过一段紧张的家庭关系，也可能会被家长、老师误解。“孩子没有错，他们需要被呵护，被善待，被关爱。”张丽丽感慨道。
“学习困难或是孩子最后一道防线”
儿研所的学习困难门诊8点开始叫号。
张丽丽戴着口罩，一边问诊，一边在电子病历单上记录着患者的情况：上课走神、写作业费劲、小动作多、好动、bd/pq易混淆、成绩下降、易招惹同学……
在张丽丽看来，这些是就诊孩子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
学习困难门诊，面向的是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群体。医学上，对学习困难尚无确切定义。一般来说，广义上是指由智力发育问题、视听感觉异常、神经功能损害及情绪行为问题等原因引起的学习不良综合征。狭义而言，它是指特定学习障碍，表现为阅读、书写、数学障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医生汤欣舟认为，学习困难反映的是一种状态，类似“心情不好”。它有多种诱因，呈现出的是一大类问题，而非一个疾病类型。
汤欣舟是一名90后，自北京儿童医院学习困难门诊设立之初就加入这支诊疗队伍。
据她观察，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是就诊的第一个小高峰人群。因为他们要适应从幼儿园的轻松氛围转向小学的严谨纪律这一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问题也会集中爆发出来。
“第二个就诊小高峰基本上以初中学生为主。”汤欣舟说，这部分孩子压力较大，也较易受到家庭问题影响。一旦压力增加，就会滋生抑郁、焦虑情绪，造成学习困难。
但汤欣舟的这一判断并不能得到一些家长的认同。
被父母强行带到学习困难门诊的欢欢（化名）不爱说话，也不想写作业，更不想上学。经过诊断，欢欢被确诊为“轻度抑郁”。
“家长认为孩子在装病。他们来门诊，也只想证明孩子没有病。”汤欣舟说。
由于诊断结果不符合家长预期，汤欣舟受到了他们的质疑和指责。
孩子出现的问题表征有很多，但似乎只有学习不好、成绩下降、不想上学才会引起家长的重视。汤欣舟很理解这些孩子，她心痛地说：“学习困难或是孩子们挣扎的最后一道防线。”
家长的认知偏差成为学习困难门诊建立的重要推手。
“孩子学习困难的临床表现有些属于精神科疾病范畴。”张丽丽告诉记者，但大多数父母不能接受带孩子去精神科看病。
“学习困难并非一种病。”张丽丽说，但为了便于家长理解，方便挂号，学习困难门诊应运而生。
据调查，目前天津、广州、上海、乌鲁木齐、长沙、武汉、西安等多地儿童医院已陆续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
张丽丽希望，门诊名称变得通俗易懂后，可以让更多学习困难的孩子尽早得到诊治。
“用不用药要根据孩子情况来判断”
孩子能自己收拾书包吗？在班级常招惹其他同学吗？爱发脾气吗？孩子出生时是否足月生产……为应对每日一连串的高强度提问，汤欣舟为自己备好了一个1500毫升的大杯子。
“我们需要与家长、孩子建立关系，收集证据，排除干扰项，再开具相应检查。”在汤欣舟看来，她是在“探案”。
门诊检查包括专注力检查、智力检查等，需要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在这些量化指标基础上，医生进行综合诊断。
根据汤欣舟多年的临床观察，在这些孩子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共性问题。
ADHD俗称“多动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这种病不是孩子装的、演的，也不是孩子后天没养好。”汤欣舟解释说，ADHD的常见病因是神经发育异常导致的大脑自我控制能力下降，所以孩子容易管不住自己，好动，爱走神。
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是治疗ADHD的常见药品。如同兴奋剂一样，它能够起到刺激中枢神经的作用，改善多动症患者的冲动行为，并提高注意力水平。
小伟（化名）被确诊为ADHD并服药治疗后，迎来了父母紧张关系缓和的转折点。
张丽丽回忆，小伟上三年级时，自我约束能力很差，老师频繁找家长让他妈妈压力很大，但爸爸却不承认孩子存在学习困难问题。为此，父母争吵不断。
用药半年后，小伟的状态逐渐稳定。“后来，爸爸会时常来门诊给孩子取药，妈妈的心态也平和了很多。”张丽丽说，现在小伟已经上初二了，年级组排名四十名左右，学习成绩提升了不少。
“ADHD是个慢病，用不用药要根据孩子社会功能受影响情况来判断。”张丽丽说。
“社会功能”指的是学习成绩、人际交往、心态、自尊等。“如果临床测评显示孩子注意力不足等指标为重度，但社会功能没有受到影响，一般不会考虑用药。如果测评结果为轻度，但是社会功能异常，并对家庭和孩子产生较大影响时，就需要药物介入了。”张丽丽说。
仅是单纯的多动症还算幸运，但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除了多动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情绪问题、智力问题等也是孩子学习困难的主要原因。张丽丽介绍，在多动症的患者群体中，有2/3的患者会存在以上合并症。几个疾病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医生要综合判断，在改善注意力的基础上，再去考虑是否使用其他药物。“这也意味着，治疗过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来到学习困难门诊就诊的患者，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但这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早诊断、早治疗。”汤欣舟坦言，好的治疗时机往往被家长耽误。
“有的家长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孩子不爱学习是态度问题、品质问题。”汤欣舟说，不能及时就医让他们诊断变得被动，本来可以用药解决的问题，却演变为心理、情绪问题等更为复杂的情况，使治疗难度和治疗周期大大增加。
汤欣舟建议，父母应该改变这种错误认知——如果孩子表现出不想上学的意愿，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存在一些客观困难，例如注意力问题等。
“为什么家长只看到孩子不好的地方”
直到现在，阳阳的妈妈还是没有找到孩子学习困难的诱因。她甚至一度自责，怀疑是自己当年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忽视了对孩子的照顾。
“事实上，孩子为何会出现学习困难，目前科学上并无定论。”张丽丽说，家庭遗传、智力发育、心理状态、家庭环境等因素，都可能与之有关。
上初中的小雨（化名）数学成绩总拖后腿，而相较于已经考上大学的哥哥，她成了父母眼中的“笨小孩”。
“小雨喜欢美术，不擅长数学，但她的妈妈却执着于孩子的数学成绩。”通过问诊，张丽丽找到了原因，因为她的妈妈希望小雨可以像哥哥一样考上大学，而不是把美术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数十年的一线临床经历让张丽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她看来，孩子学习困难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焦虑的家庭。
家长总以学习成绩来评判孩子，将过于焦虑的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不断提高对孩子的期望。孩子考到90分，家长还要质疑孩子为什么没有考到95分？“成绩提高是一个过程，不能因为孩子这次没考到95分，就要把他之前的努力给抹掉。”张丽丽不禁好奇，“为什么有些家长只看到孩子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都忽略了呢？”
有些父母习惯于越俎代庖，甚至希望孩子按照自己设定的轨道发展，对孩子的要求不断“加码”，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不仅会成为亲子关系紧张的燃爆点，还会是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的爆发点。
自学习困难门诊开诊以来，汤欣舟时常有种无力感，孩子学习困难问题并不能在门诊治好，很多问题出现在门诊之外。
汤欣舟表示，家庭环境问题是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之一。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孩子常会出现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不安、自卑等情绪，造成没有上进心、没有责任感、学习无兴趣、成绩下降等状况。
汤欣舟讲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例。
一个孩子被妈妈带来门诊。一开始，孩子说腿软、头疼、呕吐、老做噩梦、身体不适，没心思学习。问诊过程中，孩子妈妈表示，经常和爸爸吵架，认为爸爸酗酒并吓到了孩子。后来，爸爸又带着孩子找到汤欣舟，拿着孩子的病例，认为孩子妈妈说得不对，让其修改。
“我不能修改，我只能按照孩子爸爸的要求再新写一份病历。”汤欣舟无奈地说，“我不是法官，医院也不是法院，他们谁对谁错我没办法断案，我只能确诊孩子是焦虑症。”
她说，身体不适、头疼、肚子疼、不明原因发烧等，也只是孩子的某种情绪在其身体上的反应。与成人相比，孩子并不具备成熟的心理调节功能，容易通过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形式表现出来，严重时，这些反应会影响孩子学习，甚至导致孩子出现厌学情绪。
“这是一种心理问题，我们通过‘话聊’为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尝试让孩子放下情绪，也让家长转变观念，学会接受孩子的不完美。”汤欣舟说，她希望能够给孩子和家长指出一条合适的道路，让他们都找到最合适的缓解方法。
“但医生的能力也很有限，我们也只是缝缝补补的人。”说完，她转过身去，把背影留给了记者。当她再次摁下鼠标，“请46号患者就诊”的声音在学习困难门诊回响……
（采写：记者 薛 岩 代小佩 策划：刘 恕 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