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要案督办组为什么进驻昆明？）
天下事了犹未了。有的事你以为已经尘埃落定，没想到却是另一个开始。孙小果案就是如此。
五月底，为了回应舆论追问和社会关切，云南方面公布了孙小果涉黑案的初查情况。其中，对“孙小果的生父是谁”这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也做了回答。孙小果的生父陈某，是“昆明市某单位职工”，已于三年前去世，且并未发现他涉及孙小果案。虽然不少人对这个通报尚有疑虑，但沸沸扬扬的传言确实慢慢平息下来。
谁也没想到，才过了没几天，中央政法委就放出了重磅消息。全国扫黑办派出了一个大要案督办组，已于近日进驻昆明，“将督促云南省有关部门依法加快孙小果案办理进度，切实把案件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意味呢？
消息越简短，含义越深奥。首先，在云南方面发出初查通报的第三天，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就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听取了云南扫黑办的汇报，会议当天就决定派出大要案督办组，由此可见效率之高、以及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其次，大要案督办组的阵容非常“豪华”，除了全国扫黑办副主任王洪祥担任组长，组成成员还包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全国扫黑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各一名正局级干部，以及若干名办案专家。这种阵容，在别的案件中是几乎看不到的，意味着这将是一次全方位、无死角的督办。还有一个隐含的要点是，“大要案督办组”以前很少出现在新闻中，即使它不是为孙小果案“度身打造”的，也足以显示除恶务尽的决心。
重视，也许不是大要案督办组进驻昆明的唯一原因。
云南发出的初查通报，确实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地方。这个可以理解。毕竟孙小果案时间跨度很大，查清所有的细节需要一个过程。舆论追问得急迫，坊间传言又太多，不释放权威信息就难免被动。但面对这样一个匆忙推出的案情通报，很多人都会心情矛盾。就我而言，虽然我的小本本上的确有一些不同的内容，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权威信源”。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即使它不能回答我对孙小果案的全部疑问。
在研究孙小果这个案子时，有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1997年，孙小果第二次案发之后，云南法制报做了一篇富有正义感的报道，还配发了很有力量的短评。但半个月过去之后，该报又在头版做了一个孙小果父母的“专访”，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不是因为不可描述的外界压力，哪家报纸会这样自我打脸呢？专访恶性案件嫌疑人的父母，这样的新闻操作在那个年代恐怕也是匪夷所思的。孙小果的生母和继父即使再有能量，但以他们的职位，恐怕是很难让一家省报“甘愿”蒙受这样的羞辱的。这是让我特别想不通的地方。
南方周末的报道出来之后，中央和云南省的领导都对该案做了批示，要求严查。孙小果被判处死刑，二审依然维持原判。那个时候，孙小果的生母因为包庇孙小果的前罪被判刑五年，他的继父则被撤职。但让人疑惑的是，虽然这两顶保护伞没了，但孙小果依然逃过了死刑复核。当时死刑复核权还没有上收，很多地方死刑案件的二审和复核，基本上都是“二合一”的。但在孙小果这个案子上，云南高院显然另有一套班子在为他专门“复核”，并且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不核准的决定。孙小果后来的再审改判和减刑，都堪称“系统性操作”，政法系统很多官员都卷入其中。孙小果这家人得有多么长袖善舞，才能让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为之卖命啊！那些甘愿被孙家驱使的人，他们会不会也有自己的“苦衷”？
从这两个疑点中，似乎总能感觉到一只隐形之手的存在。它也许不是人们所猜测的“生父”，甚或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畸形的权力结构，但在孙小果这个案子中，它的确操纵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让死刑犯摇身一变而为“大李总”。在我看来，大要案督办组的进驻，正是奔着这只神通广大的“手”而去的。如果不能彻底瓦解这种庇护恶行的神秘“结构”，就很难说是除恶务尽。
孙小果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他撞上了扫黑除恶这股时代的激流。浩浩荡荡，摧枯拉朽，激流所过之处，沉渣余孽尽皆泛起并被扫除。大要案督办组进驻昆明，再一次让人强烈感受到，扫黑除恶这个专项斗争的鲜明政治指向。它不仅要扫除黑恶，更要铲除黑恶现象赖以滋生的土壤。这种强大的决心和抓铁有痕的劲头，我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中同样感受到过。所以在我看来，扫黑除恶，无疑就是伟大斗争的一部分。
至于孙小果，这一次注定是板上钉钉。
接近孙小果案的权威人士日前向红星新闻记者透露，1998年，孙小果一审被判处死刑后，二审维持原判，但死刑没被核准，遂改为死缓。孙小果在服刑期间，此案又启动再审程序，再审后对原量刑做了大幅度调整，孙小果最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孙小果的继父李桥忠，因在孙小果1994年强奸案中帮助其办理取保候审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但2004年任五华区城管局局长，官运为何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