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和百名死囚的谈话记录：生命尽头，人性尽显）
我叫杨旭东，曾经在死刑犯监区做了十几年管区民警，主要就做了一件事：每天和死刑犯谈话，救赎他们失控的灵魂。
不是为了原谅，而是希望他们最后留下的是悔意。
我曾和近百位死刑犯有过深入的交谈。他们有的桀骜不驯死不悔改，甚至扬言想要越狱;有的知道刑期将至抑郁难忍试图自杀;有的见到父母妻女痛哭流涕充满歉意;有的幡然悔悟放下心结坦然面对终局。
这些人，强行剥夺了他人生命，不仅毁了别人的幸福亲情，也让自己的家庭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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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从来没觉得死刑犯是可以被原谅的，但人非草木，有时还是会动容。有天，当我上班换好警服来到死刑犯监区，一个年轻的男服刑人员见到我就痛哭流涕地说：
“我即将走向刑场，拜托你告诉我妻子，今生今世我不配做他的丈夫，让她另外再找个人过生活吧。”
我想起昨天下午跟他谈过的话，谈的是他妻子患了重病的事情，谈话时，这位抢劫杀人犯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任何言语，我以为他铁石心肠，无法感化，没想到一大早他就向我如此告白。
我心里怔了一下，皱着眉头仔细打量他，发现他一夜之间似乎老了许多，短短的发根泛出了隐隐的白色。
那一刻，我发现，原来世间任何一个人，作为小小的生命，哪怕是这般凶残的杀人犯，内心也有着同样的脆弱，只是每个人脆弱的位置不一定相同。
对于所有悲剧来说，死刑犯监区是他们的终点站。而我，天天都守在这座终点站，安抚他们原本邪恶躁动的心灵，尽可能地让善意回归，救赎灵魂，然后送他们安静地离开这个悲欣交集的世界。
初入高墙，满满的窒息感
1968年，我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老城区，生性好动，从小爱打抱不平。我家旁边有个派出所，每天看见警察们穿着白色警服进进出出，心里油然生起崇拜，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做警察的梦想。
杨旭东年轻时
1992年，通过努力，我如愿成为了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一名特警，在特警队度过十二年激情岁月之后，2004年的时候，我被调动去了杭州市看守所，这才开始了我与死刑犯的面对面接触，起初我还有些不太适应。
第一天去报到的时候，我记得刚走进铁丝网围绕的高墙，就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气息。
在高墙里面仰望天空，只能看到一片蓝色的顶空，眼睛无法极目远眺，最远也只能看到每个转角处有武警荷枪实弹值守的塔楼。
虽然在特警队历练了十二年，可一下子站在这灰突突高墙里面，我心里还是有点莫名的不安，心想要是往后一直在这儿上班，世界会小很多。
接待我的人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他带着我跨过一道道门，一直往深处走去。最深处自然是死刑犯监区。当看见监室里一双双带着异样神情的眼睛瞪着我，真的有一种满满的窒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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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如此，后来我发现每天的工作千篇一律，比较枯燥。早上上班之后，雷打不动要按照规定开始查监，戒具、内务、监控，由内而外，不能有丝毫差错。查完这些基本程序，然后就是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这个环节跟医生查房很像。
通过察言观色，可以发现他们情绪的蛛丝马迹。发现问题的，马上要将他们单独带到谈话室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心，防止发生意想不到的差错。
跟死刑犯谈话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遇上个别难弄的，这是煞费苦心都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想都想得到，服刑人员之间，偶尔会发生一些打架斗殴闹事的突发情况。发生这类事件，我只能迅速进行处置，而除此之外，每天八九成的工作都是谈话。
我本来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可是谈着谈着，我发现我居然非常胜任这项工作，感化了许多无法放下邪念的死刑犯，让他们回归了善意，但不是所有。
一个噩梦，十年轮回
“11.4案件”是我走进死刑犯监区印象最为深刻的案件，这起案件发生于2000年11月4日晚，十年之后得以告破。
当时，19岁男孩和他的19岁女友，在杭州万向公园内被王广斌和武凯因抢劫财物而残忍杀害。
案发的时候，我还在特警队追逐飞车党。当年案发后特警队被要求对全城出城车辆逐辆仔细搜查，可惜没能有任何收获。
“11·4”案件搜查凶器现场
2010年11月2日，我听到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十年前的“11.4案件”破获，两名嫌疑人已抓获。
经过侦查人员的南北辗转，将嫌疑人从济南带回杭州。
我一夜没睡，立马开始准备接收嫌疑人。巧的是，在十年后与案发同一天，两名嫌疑人被同时送进看守所。
我不相信轮回，可事情确实这般凑巧，似乎这是命中注定。
时隔十年，王广斌和武凯对犯案时的细节记得非常清楚，他们杀害了年仅十九岁的一对小情侣，在男孩的胸口捅了18刀，女孩的脖子几乎被切断。杀人之后他们开始亡命天涯，遁入茫茫人海中。
为搜寻凶器，警方将护城河抽干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这次凶残的行径给被害人身后的两个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
男孩和女孩遇害后，他们的父母亲都搬离了原先的住处。他们不忍心在那个熟悉的环境里回忆起儿女曾经的身影，哪怕是看到他们以前使用过的物品，心情都无法释怀。
男孩母亲失去儿子后，精神差点崩溃，终日数百次呼唤儿子的小名。而女孩母亲直接病倒，最后耗尽家资才将疾病治愈。
跟嫌疑人武凯接触之后，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在逃亡的日子里娶妻生子，组建了他自己的家庭。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时语塞，看看武凯的神情，显然看得出他内心顾虑重重。
我当然知道他顾虑的是什么，只是如果要他自己说出来，他对于罪恶的悔过会更强烈。
武凯说，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刚刚三岁的儿子，他不愿意死去，不愿意看到妻儿在世上没人照料。
在羁押的过程中，武凯的妻子也来了信，看得出，他妻子是爱她的，信中写着“等着你回来”之类的话语，也给他寄了衣服。
我把信给了武凯。武凯看后嚎啕大哭，后悔莫及。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我觉得，承认一切罪行只是最底限的忏悔，如果连悔意都没有，那简直不能称之为人。
武凯犯下的罪行是深重的，可也许是这些年最不需要我去安抚的死刑犯，他跟我诉说了他在这十年里的内心挣扎，言语当中充满了悔意。
“11·4案件”嫌疑人武凯
我知道，武凯被执行死刑后，再也见不到他的妻子和孩子。
但我也知道，被害的男孩和女孩无法复生，他们父母心中的伤疤，永远也无法愈合。
6年间，每一秒都是死亡的恐惧
我初次见到毒贩王凯(化名)的时候，见他大大的方脸上露出一副凶样，就知道是个不安当的角色。
王凯虽然初来看守所，可是气焰相当嚣张，虽然缉毒警已经掌握了许多证据，可他死活不承认罪行，狂妄地说是遭到了冤枉。
我见王凯很不安分，非常担心他搞点什么事情出来，这家伙要是不改变，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安全隐患，毕竟每个监室里羁押着二十多人，要是被他带动，一起胡闹，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为了灭王凯的气焰，当天我就找他谈了话，告诉他看守所里的三个基本问题：
“你是什么身份?”
“这是什么地方?”
“你来这儿干什么?”
一开始，王凯并不以为然，对我也是态度傲慢，怒目相视，可是日复一日，我始终坚持让他明白，逃避现实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机会，只要静下心来，等待法院的判决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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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随着我每日的说服，时间磨平了他的棱角，我感觉到一种满足感，我发现我的谈话对他起了作用，使得他适应了监区生活，对整个环境没有了太多的敌意。
可是一审开庭之后王凯被判了死刑，他又开始变得烦躁不安起来，情绪极度不稳，甚至对我还有一些威胁的言语，开始挑战我的权威，这影响到了同监室其它的羁押人员，整个监室变得气氛诡异。
我没有放弃说服王凯，希望他能在最后的时间里让内心平息，接受现实。
我知道他是北方人，偶尔在节日的时候，专门给他买个馒头，他吃了之后，似乎有些触动，又安静了下来。
从抓获到逮捕，从逮捕到审判，审判之后又上诉重审，转眼间六年过去了。当他几乎要忘了还有最后一件事等着他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刚刚上班，突然接到了法院那边的紧急通知，说王凯将于一小时后执行死刑。
我挂了电话，急忙去监室最后看了一眼王凯，王凯刚吃过早餐，像往常一样坐立在他的床头，见到我过去，抬眼朝我看了看，那眼神跟往日无异，可我却猛然发现，这眼神背后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隐藏在那儿，原来王凯每天都在担心临终之日的到来。
让王凯想不到的是，临刑送别时，他期望见到的孩子没有来，只有他妻子来看了他最后一眼。
死刑前，少年向我道谢
记得那年，看守所送进一位抢劫杀人犯李强(化名)，李强年方21岁，满脸稚气，瘦高个，脸色惨白。
要不是身上戴着手铐和走动时叮当作响的脚镣，谁能将李强和一位凶残的抢劫杀人犯联系在一起呢?
不过，我没有这般感性，来看守所的各式人员，并不能用长相和气质跟他们所犯的罪行作等比划分，要是这样，他们在被捕前就早已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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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从小就喜欢打架，他打架不饶人，人人都怕他，这也助长了他的邪恶念头，到了后来，开始抢劫，开始杀人。
李强来了之后，对同监室的人非常有敌意，我最担心的是他把不良习惯带进来，出现任何打架斗殴的事情。
为了研究明白李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去读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然后试着去找李强谈话，先是问他家里人的情况，但李强总是一言不发。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自己单聊，聊自己的家人，聊老婆孩子，没反应，聊老爸老妈，不理会。
直到有一天，我讲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外婆家的事，忽然听到李强轻轻的叹了一口气，眼睛里湿了。原来李强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而且不知去向，他一直和姥爷姥姥生活。
慢慢地，我发现李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斗，他把人往死里打的时候，大多时候是因为有人骂了他的亲人。
从小缺少关爱的李强，他内心永远不能触碰的痛便是亲人。
我原以为可以帮助李强找到亲人，然后在他临刑前可以见上一面，可后来我发现我想多了。
我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将李强的妈妈找到了，但她一听到是看守所的电话，立刻挂断，她不愿意见到犯了死罪的李强。
而李强的姥姥和姥爷，在他出事后的三年里，先后去世。
李强临刑前，我成了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倾诉者和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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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日的早晨，寒风凛凛，李强被带离监室，送往刑场。
正当法警将李强送上刑车的时候，李强突然扭过头来要对我说话，手铐和脚镣的碰撞声音冰冷而清脆。
李强眼眶明显红了，一开口就哽咽，他大声地叫喊着，生怕我听不到。
“杨队，谢谢这些年你对我的关心，只能来生再报答你了。如果我以后能有个坟的话，希望杨队有空来看看我。”
看着眼前这个涕泪纵横一脸悔意的大男孩，我真的很难把三年前那个桀骜不驯、似乎用眼神就可以杀人的抢劫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送走了李强，回头我又收押了一位少年犯，我刚问第一句，心里便翻江倒海起来，我发现这少年犯居然和我儿子正好同年。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立马冲出监室，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用急切的语气不合时宜地问儿子道：“你在哪儿?现在干嘛?”
儿子听了我的话，感觉有些莫名其妙，青春期刚刚变声的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爸爸，我在家里做作业呀，没有出去玩……爸爸你怎么了?你以前上班的时候从来不跟我打电话的。”
听到儿子在家做作业，我不禁泪流满面。
如果没有爱的襁褓，人生可能会完全不同。
身为人父，我希望全天下的父母，将自己的孩子都视为掌上珍宝，孩子们需要陪伴，需要关怀，需要爱。
生命的尽头并非都有悔意
2017年6月22日凌晨，女保姆莫焕晶在杭州市上城区鲲鹏路蓝色钱江小区一套房内使用打火机点燃客厅内物品实施放火，造成女主人及其三个孩子死亡。
莫焕晶被执行死刑时35周岁
女性嫌疑人不羁押在我的监区，但因为这起案子的性质极其恶劣，我也非常关注，莫焕晶交代犯罪事实后，被送到了看守所，我听说了一些事实，情形让我咋舌。
莫焕晶虽然认罪了，但没有任何悔意，如果不是及时阻止，她在看守所里甚至想要采取一些自伤自残行为，以此表示死意已决。
犯下严重罪行在临刑之前又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愿，这是彻彻底底的恶意，像莫焕晶这样的人我不是没有遇到过，只是数量在少数，大多死刑犯到了最后，在民警的努力感化之下都会有所转变。
回头想想，在看守所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我与死刑犯进行了累计数千次的谈话，感化数人，阅尽人性之恶，目睹无数受害者家庭的悲欢离合。
这一切时常让我辗转反侧、深夜沉思，在这浩瀚的宙宇之下，我就处在那高墙围拢的立体空间里，那儿有一群需要忏悔的灵魂，我希望他们能用悔意去祭奠那些失去生命的灵魂，我也希望他们最终留下的是一份善心，哪怕渺小得像是一滴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