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江西农村垃圾分类样本:村干部亲指导 红黑榜促改进）
“妈妈，这个扔哪里?”
“把纸扔进黄色垃圾桶，橘子皮扔进绿色垃圾桶。”祝晶晶教6岁的儿子。
作为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龙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半年前，祝晶晶还没能习惯垃圾分类，觉得“太麻烦”，现在，教儿子做垃圾分类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从6月开始，东阳乡下辖的12个行政村、2.8万居民已经全部在家主动实行垃圾分类，源头分类准确率达80%——90%，实现生活垃圾减量50%左右。
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各省份城市生活垃圾统计数据，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共计垃圾清运量约为2.15亿吨。“还有1500多个县城产生了接近0.7亿吨的垃圾，至于村镇垃圾方面，由于村镇数量太分散，暂无准确统计数据。总体来看，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在四亿吨以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
7月11日，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李伟国在部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农村也要在垃圾分类上有所行动，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积极做好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
现实需求加上政策推动，中国农村到底能不能做好垃圾分类?需要怎么做?东阳乡作为一个样本，或许能从中有所借鉴。
请来专家指导垃圾分类
东阳乡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曾是一片空白。
东阳乡多位村民告诉记者，此前很多年，他们都是把垃圾倒在房前屋后、农田或者河里。东阳乡清淤村村主任刘发海说，在他的记忆里，2000年以后，下完大雨，河道两旁的树上就会挂满垃圾袋，倒完垃圾的农田“过一两年，就基本种不了了”。
2014年，东阳乡开始在每两个村子之间建设小型焚烧炉，次年，清淤村花费大量财力和时间处理掉了村民房前屋后的陈年垃圾。
建设一个小型焚烧炉的成本约为8万——10万，东阳乡建了6个。这种焚烧炉没有任何污染控制，连“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都谈不上。东阳乡乡委书记王青海坦言，自己虽然知道这种处理方式对环境和居民健康都有危害，但由于乡里离上饶市填埋场实在太远，市里最后也只能建议像他们这样的农村“可以搞分布式的小规模焚烧”。
焚烧炉只用了两年，2016年，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责令江西省“淘汰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焚烧处理方式”。东阳乡陆续拆掉焚烧炉，请第三方环卫公司将农村垃圾统一清运到市填埋场。
王青海介绍，乡里每年会付给环卫公司180万承包费，平均一吨垃圾的处理成本是220元。
去年，王青海对垃圾分类动了心思。起初，先是上饶市市政府办公厅在乡里挂点帮扶的领导建议王青海实行垃圾分类，后来广丰区区委书记也给他“交了任务”，想看“能不能在东阳乡先行先试(垃圾分类)”。
在王青海看来，现在全国普遍推行的“村收集、镇转运、县(市)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了农村垃圾清运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垃圾的危害。“把大量农村垃圾集中堆到一个地方的处理方法不是很妥当，危害更大。”
农村垃圾集体进城直接导致县城里原有的垃圾处理设施迅速“超载”。钱凤梅负责的上饶市广丰区绿洁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包了东阳乡所有的农村垃圾清运业务，她告诉记者，实施垃圾分类以前，东阳乡每天产生的9吨生活垃圾只能统一清运到上饶市生活垃圾填埋场，该填埋场于2009年建成，设计使用年限是20年，日填埋量是800吨，但实际填埋量达到了3000吨/天，今年3月份，填埋场曾通知她，由于不堪重负，半年后，填埋场将不再接收东阳乡的生活垃圾。
长期致力于农村垃圾分类的公益人陈立雯曾走访了国内的多个区县级填埋场，她发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后，填埋场的垃圾处理量增加了3倍左右，对原有垃圾处理设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并且，农村垃圾产生量仍在不断增长。而这些填埋场往往连最基本的垃圾覆盖和渗滤液处理都做不到，作为臭味和渗滤液主要来源的湿垃圾成了填埋场的重要污染源。
去年6月，中央环保督察组现场检查发现，上饶市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长期不正常运行，污水超标排放。
环保专业出身的王青海“深刻认识”到了垃圾混合填埋带来的环境风险和垃圾处理终端的现实压力。他认为，要减少这种风险和压力，乡镇政府和村民“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实行垃圾分类。
去年10月，王青海联系上了陈立雯，邀请她来指导东阳的垃圾分类工作。陈立雯曾先后于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后，开始专注于在农村推广垃圾分类。
陈立雯（穿红衣者）在东阳乡指导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受访者供图
双方一拍即合。去年12月，在陈立雯指导下，东阳乡率先在全乡12个行政村开始了垃圾分类试点。
省下沼气池 多建堆肥场
7月15日早晨七点五十分，李传喜(化名)骑着电三轮车来到龙溪村的厨余垃圾堆肥场，用铁锹和二齿(一种农具)把此前积攒了一周左右的垃圾堆从头到底翻一遍，挑出里面混杂的少数啤酒盖、酸奶瓶等塑料垃圾。由于最近多雨，天气潮湿，垃圾堆里已经滋生了蛆虫。
李传喜今年64岁，从今年开始负责龙溪村700多户村民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龙溪村作为乡里的特色旅游村落，被选为首个垃圾分类试点村。
李传喜（化名）正在龙溪村的堆肥场给厨余垃圾“翻堆”。新京报记者张胜坡摄
以前，村里每几户村民共用一个大型垃圾桶，环卫工只需定时把垃圾运到村边的垃圾中转站，再从中转站统一运送到上饶市填埋场。现在，大型垃圾桶已经撤掉，每户村民的门口都摆有黄绿两个小型垃圾桶，一个装“不会烂垃圾”，一个装“会烂垃圾”(即厨余垃圾)。
每天早晨五点多，李传喜会挨家挨户清运两个小桶里的垃圾，会烂垃圾装在一个大桶里，不会烂垃圾装在其他大桶里，他会先把不会烂垃圾运到垃圾中转站，再把会烂垃圾运到堆肥场堆肥。
东阳乡一位环卫工正在挨家挨户清运垃圾。新京报记者张胜坡摄
“翻堆是为了让湿垃圾充分接触氧气，持续保持高温发酵”。陈立雯解释说，这种厨余垃圾处理方式名为“好氧堆肥”。
在国内一些实行干湿垃圾分类的农村地区，会将湿垃圾倒入沼气池，生成的沼气供村民使用。东阳乡一度也想走这条路，但王青海和同事商讨后认为，建一个沼气池要花二三十万，再加上铺设管道、买垃圾桶等成本，整个垃圾分类的前期投入要数百万，对乡里是不小的财政负担;此外，沼气池正常运行需要相对稳定的垃圾投入量，而农村的生活垃圾量随季节变化，要保证沼气池稳定供气就得从其他渠道找原料。
陈立雯说，处理厨余垃圾，不一定要建沼气池，好氧堆肥是更经济实用的方式。在龙溪村，记者见到了陈立雯指导东阳乡建设的第一座简易堆肥场：一块50平米左右的水泥硬化场地，上方搭建了塑料遮光板。收集后的可腐烂垃圾，经过4次翻堆，40天左右就可以成肥，免费供村民用作农业种植肥料。
“和建沼气池相比，这样一下子就把成本降下来很多。”王青海算了一下，每三四个村共用一个堆肥场的话，算上垃圾桶，东阳乡启动垃圾分类的硬件投入只需60万左右。
让村干部投身垃圾分类是头等大事
终端处理问题解决后，陈立雯为东阳乡设计了详细的垃圾分类执行方案。
在陈立雯看来，农村背靠土地，具备让厨余垃圾等有机物堆肥回田和农业种植有机结合的绝佳条件。另外，农村居住密度较小、熟人社会的特点让入户宣传教育垃圾分类和纠正错误分类行为都比较容易。这些都是城市开展垃圾分类不具备的先天优势。
有了这些优势，如何让村干部投身垃圾分类是头等大事。“从我自己亲手操作的案例中来看，垃圾分类能否成为村委一级部门常规的管理工作，将是决定未来垃圾分类治理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陈立雯说。
为此，王青海组织乡里成立了由乡长任组长的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各村村支书任组员。为了让村干部认识到垃圾分类的意义，王青海特意组织大家参观了一次上饶市垃圾填埋场。
“那种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王青海说，很多村干部一下车就吐了，回来后感觉身上每个毛孔都带着垃圾场的气味，几天吃不下饭，以前都不知道农村垃圾会运去哪里的村干部开始认为“垃圾分类还是要做”。
按照陈立雯的方案，垃圾分类启动初期，村干部要跟着垃圾分类收运车辆，挨家挨户上门，当面教给村民如何分类，纠正投放错误，直到全村家庭实现90%以上的垃圾分类准确率。
这个过程颇为考验村干部的耐性与沟通能力。“一些居民觉得，垃圾分类关他鸟事”。清淤村村主任刘发海说，碰到经常不分类的家庭，他就会跟村干部专挑晚饭时间到村民家里，聊完家常再教他们如何分类。有时不得不用些沟通技巧，“我们就说，如果村里做不好垃圾分类，清理臭水沟、铺设生活污水管网等民生项目就都不可能申请到经费。”
刚知道乡里要做垃圾分类时，钱凤梅也“不想做，不想麻烦了”：自己管理的绿洁物业从2017年7月开始负责东阳乡的垃圾清运，用了半年时间才梳理好各个环节的工作。2018年稳定运行还不到一年，又要做垃圾分类。
“抵触情绪肯定是有的。”钱凤梅说，但由于乡政府是业主，事情来了就要做，因此自己首先考虑的不是事情难不难，而是要增加多少成本。
这个顾虑不久就打消了，“乡里明确说，让我把需要增加的投入列出来，因为垃圾分类而产生的堆肥场、垃圾桶、清运车等费用均由政府承担。”
分类怎么样，就看“红黑榜”
今年5月底，东阳乡12个行政村、2.8万人口全部实行了垃圾分类，源头分类准确率达80%以上。钱凤梅告诉记者，分类以前，东阳乡每天产生9吨垃圾，要运三车才能运完;分类以后，只有4吨还需要运去填埋，其余5吨垃圾中，4.5吨或运去堆肥场，或由村民自行放到田里堆肥，0.5吨进入了废品回收利用市场。
按照陈立雯的经验，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的前三个月内，源头分类准确率达到80%乃至90%以上并非难事，这是公益组织单独推广就可以在一个村子达到的效果，难的是如何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管体系，维持这种效果。这是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办到的。
陈立雯已经有过数次失败经历。去年夏天，痛心于家乡受垃圾围村之困已久，她回到河北农村的老家，希望联合乡政府、村委、环卫公司，在村里实行垃圾分类。但是不久，她就发现，乡里只有书记一人对垃圾分类上心，却不久就被调走;环卫公司的业主是县政府，没有动力配合一个村子搞垃圾分类;村委认为这是陈立雯自己要做的事情，无心参与。
“就像所有的公共事务管理一样，考虑如何建立检查和纠错机制才能保证项目长久的持续运行。”陈立雯说，对于垃圾分类，居民从态度和认识上可以分为三大类：10%左右非常积极主动;中间80%左右可能在不提醒、不管理的时候容易反复;还有5%左右属于怎样动员也不分。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针对中间的80%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
“宣传只能让大家动手做起来，但要长期去做，就要有一套有效的监管体系和考核体系。”半年下来，对在农村推广垃圾分类，王青海有两个心得：一是营造政府重视的氛围，“从我们农村地区来讲，政府的重视是至关重要的”;二是要调动乡村干部参与，“尤其是村干部，因为农村地区的政府决策，都是通过村干部这个群体去执行的。”
东阳乡正在尝试建立这种体系。乡政府制定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考核管理实施方案》，规定每月考核一次各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计入全年考评成绩。考核结果会全乡通报，全年考评获得前三名的村，分别予以8000元、6000元、4000元奖励;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村分别予以6000元、4000元的处罚。倒数第一的村会被取消全年各项评先评优资格。
对于村民，乡政府制定了《清洁家庭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农户评比指导方案》，根据各户垃圾分类效果制定的“红黑榜”会张贴在村里显眼位置，黑榜农户将“予以垃圾拒收，卫生费按乡指导数双倍执行”的惩戒。
东阳乡某村的垃圾分类“红黑榜”。受访者供图
“上黑榜的家庭一般是我们上门指导过三次还分不好的家庭。”刘发海说，只要黑榜农户书面申请，包片干部连续一星期跟踪查看，确已更正的，黑榜就会予以删除。
陈立雯觉得，东阳乡的实践证明，当地的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开始出现针对垃圾分类的行政治理和规划，这是与她之前指导过的村子“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但她认为，从全国来看，农村垃圾分类管理仍面临政策及实施方面的困境。
“从国家部委到地方，垃圾主管部门还是城乡一体化的混合垃圾处理思路，处理农村垃圾时，还是停留在把垃圾从老百姓面前清走的认知，垃圾分类的规划并没有提上日程”。陈立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即使深知垃圾分类优势，想做垃圾分类，也不知如何操作。而村委一级更是没有直接的垃圾管理财政预算，不可能在垃圾分类上有所投入。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以前，农村垃圾无人管理，才出现了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的现象。现在，政府要推广垃圾分类，前提是要先把垃圾收集处理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给农村，保障垃圾分类处理的基础设施和资金，“然后才能再去谈分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