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聂树斌案“真凶”王书金：案子是我做的，心里知道肯定活不了）
2019年8月13日上午，与聂树斌案息息相关的王书金案辩护律师朱爱民向最高法、最高检发出了重审申请书。王书金也通过其律师朱爱民转告《中国新闻周刊》：“咱犯了事，实事求是。犯了罪就认罪，不去逃避它。”
河北广平县人王书金于2005年1月被抓获，他向警方供述曾强奸多人，并杀死四人，其中一起发生于1994年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
当时主导审讯过程的河北公安民警郑成月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经他们事后走访、核查，这起位于石家庄西郊的案子，早在十年前就被石家庄警方侦破，“凶手”聂树斌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一案两凶”的吊诡局面，引发了社会热议。此后，王书金案的审理、聂树斌案的平反各自推进。
两年后的2007年3月，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但在判决书中回避了聂树斌案。王书金上诉，河北高院于当年进行了不公开的二审，但并未判决。同时，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的申诉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交由河北高院处理。
此后6年，聂、王二人的案件一直没有进展。
2013年，河北高院再次审理王书金案，王书金告诉律师，自己“被上了刑”，对方要求他改口供。但王书金在法庭上仍坚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
漫长的二审在2013年迎来判决，河北高院依然不认定此案由王书金所为。此后，王书金案进入最高法的死刑复核程序。朱爱民曾向最高法发出重审申请书，但无论是死刑复核还是重审申请，至今均未有结果。
与此同时，聂树斌案在2014年底迎来转机，最高法指定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山东高院的复查工作四次延期，最终得出结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最高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最高法同意了山东高院的意见，决定提审聂树斌案。
2016年12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就此案进行公开宣判，认为聂树斌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相比之下，王书金案至今没有任何进展，6年来，始终处在死刑复核程序中。
此次引发王书金案律师朱爱民担忧的，是不久前被执行死刑的赵志红。最高法裁定，对赵志红供述的证据确实、充分的17起犯罪事实予以确认，4起犯罪事实不予以确认，其中就包括他曾自认为真凶的呼格吉勒图案（简称“呼格案”）。
最高法刑五庭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赵志红作案的证据只有其供述，而其供述与其他证据存在诸多且重大的矛盾或差异，不能根据这样的供述认定赵志红实施这起犯罪事实。
王书金案与赵志红有相似之处，都出现了“一案两凶”的情况。朱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5月9日，最高法曾前往王书金所在的磁县看守所，提讯了他，谈话的主要内容正是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件。
朱爱民认为，从时间上进行判断，最高法在复核赵志红案子的同时，也在开展王书金案的工作。“是不是会按照赵志红的模板来处理王书金？我也确实存在这种担心。聂树斌案、王书金案的社会关注度，远远高于“呼格案”，我希望最高法在处理王书金的死刑复核过程中，更加谨慎。”
朱爱民说，如果这起案子最终也不认定是王书金所作，案件注定成为悬案。他认为，一来，对于该案受害者无法交代；二来，聂案的平反会不够彻底，因为疑罪从无并不等于无罪；三来，相关追责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此前，最高法刑五庭负责人在谈到赵志红案时表示，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对“呼格案”的再审无罪改判不应产生任何的不良影响。这位负责人说，“正是由于深刻吸取了‘呼格案’的沉重教训，人民法院才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证据裁判和法定证明标准等司法原则，即使面对像赵志红这样的自认罪行的案件也不含糊，也不例外。”
目前，王书金案代理律师朱安民向最高法、最高检发出了重审申请。他提出，希望最高法指定山东高院异地审理王书金案，或者由最高法直接审理。
“自己犯了事自己承担”
——对话王书金
因担心王书金情绪波动，朱爱民在最近一次会见王书金时，并未向他提及，赵志红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不过，朱爱民问王书金，如果最高法不将此案发回重审或提级审理，也不指定异地管辖，你怎么看？王书金略微迟疑：“那他们就不实事求是了。案子是我做的，他们不认定，就是不依法办案。”
从2005年被抓至今，已过去14年。有人说，王书金幸运，因为“一案两凶”，苟活了十余年。但王书金从来不这么看，这是一种常人无法体会的煎熬。
他告诉朱爱民，今年5月，最高法提讯他之后，临走时，他们跟他说，好好等，别想不开。
2019年8月8日会见当天，通过律师朱爱民，《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王书金。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身体怎么样？吃饭、睡觉正常吗？有没有过茶饭不思的时候？
王书金：身体挺好。睡觉正常，吃饭还行，吃不多。没有（茶饭不思的时候），过去有过，邯郸开庭（注：2007年一审时）回来有几天不想吃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听说你爱看新闻，最近还看吗？关心什么事？
王书金：主要还是看法律新闻，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也关注。其他关于中国发展的新闻也看，国际新闻也看。
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12月，聂树斌案平反。当时你认为自己活不过那个冬天，但到现在快三年了。这期间，你的心态有变化吗？
王书金：说不好。按照程序早该结束了，一直没信儿，程序走得太慢。现在我啥都不想，结果我心里知道——肯定活不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最高院的（人）说，假如不判你死刑，你怎么想？我说，不判死刑我也活不了。没地方去，就是出去打工，谁还要我。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你的死刑复核一直没有下来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王书金：主要是石家庄的追责没公布。最近没看电视，也不知道，也没人和我说。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不少记者问过你，怕死吗？你不同时期的回答略有不同，现在呢？
王书金：怕死也没办法，我希望得到公正处理吧。
中国新闻周刊：你害怕的是不可知的死亡日期，还是害怕死之前这个事情未了？
王书金：（害怕的是）不知道死亡日期吧。不可能（不予认定），咱犯了事，实事求是。自己犯了事自己承担，犯了罪就认罪，不去逃避它。
其他三起案子都已经判了死刑了，（这起案子）判我没罪没啥意义。判我没罪（的话），法律太不公正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前说，如果聂树斌案不翻过来，到了地下，会被聂树斌怪罪。现在他已经平反了，如果这个案子也不认定是你所为，还会怕他怪罪吗？
王书金：他肯定怪罪啊，对他来说，法律不公正。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想来，你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王书金：遗憾就是我犯的错太大了，有些事明白得太晚了。你比方说，现在上学，什么也学不会了，想起来后悔，晚了，来不及了。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身后事有什么想法和安排？
王书金：孩子都跟着他妈。自己没啥想法了，家里没啥牵挂了。对不起哥哥嫂子，给他们带来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