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革”第一造反派聂元梓去世，曾写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文革”中，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去世，享年98岁。她的命运因政治运动而沉浮，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性人物。
8月28日上午10时55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五大造反派领袖”之一聂元梓，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去世，享年98岁。新京报记者通过采访聂元梓生前好友、同为“五大造反派领袖”之一的蒯大富，确认了消息。
蒯大富称，去年5月他曾到北京看望聂元梓，她当时虽然看上去苍老，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能正常交流，他还鼓励她活到一百岁，要给她过百岁大寿。但一个月后，聂元梓就不慎摔倒导致骨折，此后一直卧病在床。在这位昔日“战友”眼中，聂元梓的一生过得极不容易，称其为“一个很坚强的人，很不简单”。
聂元梓在“文革”中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毛泽东亲笔表扬“写得何等好啊”，这让聂元梓成为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人物。她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被毛泽东合称为“五大造反派领袖”。
但随着运动转向，聂元梓和诸多造反派成员都被判刑入狱，罪名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尽管她为自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终究不能改变被判刑17年的结局。
早在2014年2月，记者曾到聂元梓位于北京黄亭子小区的家中采访过她。她对记者回忆道，1984年12月，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从北京延庆监狱出来后，长期居无定所，曾借居在二姐聂元素家，却因种种原因，被二姐的女儿撵了出来，还被其告上了法庭。于是，她请杜润生帮忙，为其特别安排了这套大约50平方米的住所，不过只是暂借，并不拥有产权。
彼时，她的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保姆，聂元梓礼貌地称她为“阿姨”。晚年的聂元梓，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极少参与公开场合的活动，但不时会有与其政治观一致或者知晓其曾经风云经历的人慕名拜访。她也写出一部数十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聂元梓，生于1921年4月5日，河南省滑县留固镇西尖庄人。1937年为抗日救国，年仅16岁即参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被选送延安学习和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在1946年2月被组织派往东北工作，曾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学习。建国后，于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因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而家喻户晓
1921年，聂元梓出生在河南滑县的一个革命家庭，她的父母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她在16岁那年也加入其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并在17岁入党。他的大哥、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聂真，在家里建立起中共滑县组织。
作为一名年轻的“老革命”，聂元梓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思想上极度左倾，为了革命理想，她从前方长途跋涉至“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也在那里，经历了残酷的整风“抢救”运动，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1960年，聂元梓在北大校长陆平的帮助下，进入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陆平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聂真相熟，对工作踏实负责的聂元梓也颇为满意，两年后，又将其提拔至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并在分房上给予优先照顾。
聂元梓
从私人关系来讲，陆平有恩于聂元梓，她应该报恩；从发展前途来讲，只要紧跟陆平，继续提拔受重用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正是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她对陆平的评价却在慢慢发生变化，“我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我成了‘不识抬举’的傻心眼”，她在回忆录中说。
聂元梓对陆平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两条，她认为陆平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具体情况，下达指示没有针对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在校党委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他是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而北大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
她对陆平的这些意见，一直找不到机会向他亲口提，但她认为这些意见都很重要。终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给了她这样的机会，让她一吐为快。
在“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她和哲学系的另一位老师杨克明，便想通过大字报的形式，向学校党委和北京市教育系统提意见，但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便找到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曹轶欧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的妻子，她满口答应没问题，但并没有过问他们写什么内容。
这样，聂元梓和哲学系的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定给陆平等校领导写一篇大字报。据聂元梓回忆，大字报改了三次，最后的版本是由杨克明主写，她在后面加了一段话和三句口号，并带头签了名。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北大哲学系另外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这张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历数北京大学三位校领导压制群众投身“文革”的“错误”，并对他们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严厉批评。两个多月后，这篇文章被毛泽东批示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成为“文革”中的重要符号，也为全国上千万大中学生起来造反吹响了冲锋号。在记者采访到的众多造反派中，都认为这篇大字报对他们当时批斗工作组，起到过示范作用，聂元梓的大名也从此家喻户晓。她很快当选为北大校文革主任，成为北大的实际领导者，这是她人生的顶峰，也是她此后被判刑入狱的起点。
后半生，颠沛流离愁云惨淡
聂元梓是那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但她立刻发现自己完全控制不了局势。1967年，北大的武斗持续升级，到七八月间，她曾试图将两派学生联合起来，停止武斗，复课闹革命，但是终于没能成功。
作为一个参加革命30年的老党员，她对运动越来越看不懂，越来越“感到不对头”。她意识到，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以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应付未来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她萌生了辞去校文革主任的想法，并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她认为校文革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但这个意见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立马遭到反对。
聂元梓对学生发表演讲。
紧接着，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向中央文革成员提出了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请求，并建议解散北大校文革，当时周恩来、江青等人都在场。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并对她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周恩来和其他人都默认了江青的发言。
武斗不断升级，后来毛泽东下令由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接管。从1968年国庆节后，聂元梓便处在半隔离状态，白天办“学习班”，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离校。到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军宣队副主任王连龙在大会上宣布聂元梓为“五一六骨干分子”。此后，聂元梓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在一群“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中间，她是“坏人中的坏人”。1970年6月，工宣队、军宣队让她再度回校，在严密监视下，强迫她打扫院子和厕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100多次。
对聂元梓的正式判刑是在1983年3月，和她一起被判刑的还有“五大造反派领袖”中的蒯大富、韩爱晶。不过，在第二年底，她便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了，此时的她已经63岁，出狱后孤苦无依，既无住处，又无任何生活来源，再加上常年被整，落下了一身的病痛，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而她的三个子女皆因受其牵连，自顾不暇。
她曾自食其力做了几年生意，赚了一笔钱，却被人陆续骗走，剩下一堆不能兑现的欠条。晚年，在不懈地争取下，聂元梓终于申请到养老金，她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她的哥哥、姐姐已经全部过世，与侄子们也极少来往，除了与儿女偶尔通个电话，很少有人会与之联系。
聂元梓（右坐者）96岁时，蒯大富来京探望。
那本《聂元梓回忆录》是由其本人口述、他人记录的，出版时未经其审阅。她手边留存的那本书，已经被她翻烂，许多地方有折痕或夹着书签，书上满目的线条和修改痕迹，那是她认为再版需要修改的地方。这本为自己正名的传记能出修订版，是她生前最后的愿望，但未能实现。
据悉，聂元梓早在数年前就签字，要在身后将遗体捐献给北医三院。她的家人已表示，会完成她的遗愿。但她的后事究竟如何办理，是否会有追悼会，目前尚无法明确。
昔日风光无限又惨遭蹂躏的“五大造反派领袖”中，谭厚兰早于1982年在保外就医时病逝，时年45岁。今年6月26日，王大宾在成都病逝，享年78岁。如今，仅有蒯大富和韩爱晶健在，现均生活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