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杭州“悬赏万元寻猫”引热议：丢了更重要的东西）
近日，浙江杭州一小区业主家的猫走失，该业主重酬万元寻猫，但业主“牛妈”发现小猫并拍照发到业主群后，找回猫的失主带着小礼品上门道谢，却未提酬金。被问及时，失主解释称是其他业主看到消息通知她的，所以酬金已经给了别人。不过，一份群聊记录却显示，有人帮失主“支招”，“你就说（酬金）打给通知你的邻居了。”（9月23日《钱江晚报》）
北京青年报：何苦因小利废大义
重金悬赏，不欢而散。太多的狡黠与算计夹带其中，让这场邻里“友爱相助”的暖心一幕瞬间变成闹剧。闹掰之后，涉事各方放出的腔调都姿态颇高，“牛妈”表示“都是邻居，原想着万一对方要给钱，千万不能收”，其言下之意“如今跳出追究，纯属为理不为钱”；而失主也透露，“万元寻猫赏金，已经分给了那些提供线索的人”，力图以此力证自己绝非言而无信之人……当局者套路不断，吃瓜群众早已有了判断，这场“悬赏寻猫”大戏引发的舆论热议远超想象。
在我们的生活中，类似的由“悬赏承诺”导致的争端并不在少数。从立法角度说，相关的法律安排不可谓不明确，《物权法》规定“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但真正复杂的，其实还在于“事实认定”环节。以本案为例，失主说“早有人提供线索”，之于此“牛妈”其实是很难证伪的。而就算真要起诉索取酬金，本着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牛妈”还必须证明确是自己的线索让失主找回了小猫——这想想都觉得麻烦。
相比于拾得人直接将遗失物交还失主的情形，那种“提供线索”案例中“悬赏承诺”的履行、“赏金”的支付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毋庸讳言，“赏金激励”是人们协助找人寻物的重要动力，而“寻猫”一案，则从根本上演示了这种“空头支票”的脆弱不堪，个别失主借着小聪明省下“赏金”，而今后更多失主却可能面临“开出赏金也无人应和”的窘状。因小利废大义，概莫如是。
齐鲁晚报：让社会诚信缺失变得更加严重
类似寻猫、寻狗或寻失物启事、寻人启事等悬赏广告不少,但有些人法律意识淡薄,发悬赏广告时重酬承诺,当有人完成了悬赏广告的要求,符合酬谢的条件,却又翻脸不认账。有人还会“温情脉脉”一点,比如给完成指定行为的人一定报酬,但不完全兑现承诺;有的人会找借口不兑现,比如称已经有人先找到,对方不具备酬谢条件等等。这种不履行自身承诺的行为,已然是一种失信行为,违背了契约精神。而难以兑现的悬赏广告,也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让社会诚信缺失变得更加严重。
新京报：丢了更重要的东西
失主“万元寻猫”，并不只是简单的“拾物该不该有酬”的话题。《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这也是法律对诺而有信基本原则的维护。具体到个案，既然失主公开发布了寻猫启事，悬赏了万元，就应该去履行承诺，帮助找到猫的“牛妈”也有权利去“索赏”。
很多情况下，拾物者大多会拒绝高额的酬谢，但前提是失主需要主动表达诚意，给予拾得者应有的尊重。
小区是个“群居部落”，居民的交互密度较高，也由此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相互的信任来协调相互的关系。诺而不践暴露的是个人品德有损。“悬赏”不兑现、失信于众，也无疑是对良善的戏耍，即便是猫找回来了，也得不偿失。
事实上，昨天另外一则新闻也挺值得寻味：湖南一女子在饭店吃螃蟹时因不方便，把价值3万多元的戒指取下并忘在餐桌上，四位环卫工翻找了数吨垃圾才寻回。该女子向环卫工人表达了感谢，并给工人送了几瓶水。
这当然也是桩暖闻，也显示了社会的温情。但把垃圾收集起来是环卫工的工作职责，从垃圾里翻找戒指却并不是。用几瓶水慰劳辛苦翻找垃圾的环卫工人，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心酸。
对于拾物到底该付多少报酬，或许没有明确的标准，但其中还是有些共识：比如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又比如合理补偿对方的误工费用，对付出的劳动给予相应报酬等等。总之，在我看来，对助人者，一句“感谢”是必要的，但不能代替所有。有时候，比起语言，行动上的尊重和感谢也很重要。
这并不是道德绑架，相反，一味要求对方“拾金不昧”，义务把猫帮你找回来、替你去翻垃圾找戒指，才是种“道德绑架”。对方人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是一回事，但这并非理所应当。心爱的猫和戒指回来了，这种收益是他人的付出换来的，懂得感恩、换位思考，并给予一定的回馈，至少信守“悬赏”承诺，这种要求不为过，甚至是基本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