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谈香港局势等）
“家事、国事、天下事，都牵动着我的港澳情怀。每天我都看新闻，特别是今年6月以来，时刻关注着香港的局势。”
近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陈佐洱在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说。
出生于1942年的陈佐洱，曾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总社港澳台部主任，1987年底因在接待两岸新闻同行破冰之旅中出色表现，被调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1994年3月，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三年零四个月时间，又从港澳办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常驻代表，专门负责磋商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3月11日，他与妻子和一只朝夕相处的北京大白猫一起飞赴香港。
在中英谈判的最后日子里，陈佐洱代表中方主谈了14个议题。最近，他的一本纪实文学《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再版、一本思考集《我的港澳情怀：走过的路和思考》都由中国文史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
陈佐洱素以“强硬但讲道理”著称，他也曾被外媒称为“香港回归中方第一谈判手”。“外交是不流血的战场，我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当然，在与对手较量中也要像我的前任一样把持好外交风度。”陈佐洱对新京报记者说。
谈及当下香港局势，他说，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香港青年人应该多了解一些过往父辈们在殖民管治下经历过的苦难历史。今天，立足香港、拥抱祖国、放眼世界，一定会有大的作为。
谈走上港澳办工作岗位
“现场记录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新京报：你原先在新闻界工作，后来是如何走上国务院港澳办工作岗位的?
陈佐洱：1987年3月，我在中新社以福建分社社长的身份进京兼任了总社港澳台部主任。9月，台湾《自立晚报》派了两名记者突然到大陆采访，这是两岸隔绝38年后的首次有台湾记者公开来访。在中台办领导下，总社决定派我作为对等的中新社代表，和几位同事负责接待他们。
这两位台湾记者9月14日下午从东京出发，途经上海再飞北京，到达时已经是15日凌晨了。我们当天傍晚就到了首都机场，等候的还有许多国内外记者。机舱门一开，台湾记者朋友和我握手，抱歉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去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这句话立刻被现场的记者捕捉到，世界各大媒体都作了显著报道， 而且在国内外引发了一些热议。这句话是当时有感而发，脱口而出。后来听说，得到了邓小平同志肯定，我才放下心。
这之后，中央好几家单位想调我去，但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因为按工作的年龄，还赶得上10年后香港回归祖国。
新京报：你在《交接香港》这本书里也曾记述参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陈佐洱：把香港放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中统筹谋划，是我党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经略香港的重要方法论，体现了成熟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实践方法，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20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并以此通过与英国谈判，最终解决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问题。《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国就着手起草了这部史无前例的法律，把收回香港后的一系列有关政策安排加以具体化和法律化，或者说是把根据宪法制定的一条基本国策“一国两制”，根据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具体化和法律化。
我到港澳办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李后、鲁平两位秘书长领导下，负责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有关事务。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基本法草案完成的第2天，邓小平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是你记录下来的。
陈佐洱：那是1990年2月17日上午，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起草委员和工作人员。小平同志听说基本法草案稿的每一条款和附件都以三分之二多数的无记名投票获得通过，非常高兴，当即发表了振聋发聩的讲话。他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小平同志一开始讲，鲁平副秘书长就示意我赶紧记下来。接见一结束，我从笔记本上撕下记录稿请鲁平审定，然后召集在场的中外记者，高声朗读，和他们一字一句核对。中午我又把记录稿整理了一遍，斟酌段落和标点符号，经李后秘书长再次审定后送新华社全文播发。这就是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谈香港谈判
“突然接到中央方面电话，指示我立即与英方开谈先头部队提前入港问题”
新京报：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常驻代表后，你具体参加了哪些谈判工作?
陈佐洱：中英联合小组是专门处理“交接香港”具体安排的临时性外交机构，下设不同的专家组。我担任过14个专家组的中方组长，主谈了包括防务与治安交接、财政预算案编制、政府资产移交、终审法院筹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认定、中国香港特区护照制定和印发、海洋环保和公积金制度设立等议题，最终全部与英方达成共识。
新京报：你觉得最具挑战性的一次谈判是什么?
陈佐洱：最有挑战性的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开进谈判。1997年6月，政权交接方方面面的重要谈判基本上都已完成，交接仪式的细节还在继续磋商。
6月16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中央方面的电话，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说，“陈佐洱，我在钱副总理(钱其琛)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指示我带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立即与英方开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问题。他说，来自北京和深圳的专家组成员都已经在路上，来人会传达具体方案，只要是在底线范围内，授权你可以当场决定。
他最后强调说，“时间不多了，一定争取在一周时间内与英方达成协议。关键是——快!”
新京报：为何如此紧急?
陈佐洱：原来，一般理解是解放军驻港部队应于7月1日零时香港回归中国时开进。1997年5月4日，中央领导在听取汇报时发现，上述方案存在严重缺陷，假如中国军队7月1日零时才进港，抵达各个营地尚需2到3个小时，这意味着驻军到位前香港将出现防务真空。而此时，中英两国领导人正在全世界瞩目下进行政权交接仪式。
中央领导人指示，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容不得一点纰漏，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决不能一分钟不设防，必须立即组成一支先头部队，携带武器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全香港的防务责任。
新京报：当时英方是怎么想的?
陈佐洱：英方显然在维护最后管治期内所谓的“体面撤退”，对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开进全力抵制。
新京报：你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陈佐洱：接到任务后，我和团队立即在屏蔽信号的会议室内研究方案，通宵达旦。翌日上午就开始了五天五夜的谈判，白天口焦舌燥，夜里开会、发电报汇报请示。中央的两部一办首长白天关注前方战况，晚上特别是下半夜收到我们急电后又要忙着研究，起草批复、跑签。
17日上午，我首先将先头部队提前进港的议题分为人数、路线、军营、时间和装备五个方面知会英方，不出所料，遇到了强烈抵制。谈了三天，从高方案打到中方案、若干底线方案，仍然没有拿到最需要的东西。英方拒绝先头部队开进港岛，不愿意在最后几小时里有中国军人在繁华市区和交接仪式场地附近亮相。英方代表是包雅伦，他特别强调不能进入英军总部威尔斯亲王大厦，我则特别强调，英军总部非常接近举行交接仪式的会展中心，如果解放军不进驻，零点履行防务责任就大打折扣了。
第四天中午，中方专家组边吃饭边开内部碰头会，我决定改用强硬姿态打造一个互求局面，让总参周振远大校下午一复会就“发炮”：“请问，7月1日零时以后，英军兵舰和舰上官兵如何离开中国领海、领空?如果没有中方合作，你们的‘体面撤退’将前功尽弃!因为中方可以礼貌相送，也可以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要求英国军舰甲板上的枪炮一律套上炮衣枪衣，每个官兵及所带的武器、行李统统接受严格安全检査……”
周大校说的是大实话，对英方而言却是十分沮丧的。但谈到傍晚仍然不欢而散。
在港工作时，陈佐洱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的办公室
新京报：最终是如何达成协议的?
陈佐洱：我和包雅伦走在双方代表团的最后，他轻声用英语试探问：“我们两个人再谈谈吧?”我俩就往回走，发现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储藏室，三四平方米。没有灯光，没有助手和译员，没有录音记录，但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和呼吸。包雅伦直截了当问我：“中方还能作哪些松动?”
由于每天都和中央保持频繁联络，我思索后回答：“中方可以再作两个重要让步：第一，可以放弃开进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港岛的英军总部和赤柱军营一定要进。第二，可以再调减些先头部队的人数。”我用很诚恳的语气强调说：“前提是英方也必须持灵活态度!”
我听见包雅伦吐了口气，拖长声调“嗯哼”一声。我相信，中方的两个松动能够为僵持带来亮光。
果然，21日气氛骤变，双方迅速就先头部队开进石岗、船洲、威尔斯亲王大厦和赤柱军营达成一致。在人数上，中央指示的底线是500。我想无论数列是有限或无限的，9是数目字中量最大的，一咬牙说：“509人，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了。”
这时，杨建华参赞给我递了张字条，提出一个聪明建议，零点会展中心举行两国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可以同步在威尔斯亲王大厦也安排个两军的防务交接，有迎有送，都有尊严。我当即请他发言，英方代表团成员听后，包雅伦就让助手接过中方的“509布防方案”，说立刻上报伦敦。
由此，全世界才在电视屏幕上看到6月30日子夜解放军接管英军总部的一幕：23时53分，一位身材魁梧的解放军中校与一位英军中校各率本国卫队，相向立正，互行持枪礼。英方先敬礼报告：“威尔斯亲王军营现在准备完毕，请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们好运，顺利上岗。长官，请允许我让威尔斯亲王军营卫队下岗。”中方声若洪钟回复道：“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随即两名中国土兵肩扛步枪，迈着正步走向营房大门。
1997年7月1日零点，当五星红旗在中英交接典礼会场上飘扬的同一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中国香港特区从南到北的防务岗位上，迎着洗刷历史耻辱的暴风骤雨，担负起神圣的责任。
新京报：政权交接的那一刻，你是什么心情?
陈佐洱：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会场，1208天的最后一分钟，我昂首挺胸肃立，目不转睛地盯着英国国旗降下，然后凝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心中同时奏响了神圣的国歌，迎来了中华民族奋斗、期盼了155年的时刻。
这一刻，我竟找不到“热泪盈眶”“激情澎湃”的那种狂喜感觉，只是默默对自己说：“不辱使命，我做到了!”
谈“一国两制”
“中央不断探索推进治港良策，取得了许多规律性认识与有益经验”
新京报：作为亲历者，你在新书《我的港澳情怀》里多次阐述了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可不可以谈谈这个话题?
陈佐洱：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在践行“一国两制”路上的思考，学习心得。从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特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就完全变成了现实，到今天已经走过了22个年头。
“一国两制”是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最佳办法，也是香港回归祖国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好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史无前例的创举。这也是过往任何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从整部中国近代史来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香港百年沧桑来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一个时代的进步，总是以重大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先导。“一国两制”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空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重大课题。
1996年，陈佐洱向媒体介绍香港特区护照优点，呼吁英国尽快给特区护照免签
新京报：你怎么看22年来“一国两制”的实践?
陈佐洱：中央一直关注香港回归后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推进“一国两制”实践、适应发展变化的治港良策，取得了许多规律性认识与有益经验。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定为“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十七大报告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2012年十八大报告表述为“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权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十九大报告又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以上表述体现了党的治港治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深化。
新京报：2014年你说国家和香港“三个不能平起平坐”，一时成了香港的热门话题，是怎样的背景?
陈佐洱：2014年国新办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我在香港的一个论坛上推广白皮书，指出有些年轻人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认知存在偏差。
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确保不会变、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就需要把握好三个原则，即三个“不能平起平坐”。
第一，“一国”和“两制”不能平起平坐，“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忽略了“一国”，“两制”就无从谈起。第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平起平坐，国家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被保留的港澳原有资本主义是依附于国家主体的。第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也不能平起平坐，前者是国家头等大事，后者虽然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但毕竟是地区的大事。
谈香港的青年
“近年来发生在香港的一些事件，频频出现受到了蒙蔽和诱惑的青年学生身影，我感到很痛心”
新京报：你怎么看6月以来的香港局势?前几年你曾说，香港民心向背，关键在于争取青年人。你对当前香港青年人怎么看?
陈佐洱：香港回归以来的每次政治风波都是围绕管治权落在哪种政治力量手里进行的，今年6月份以来发生的事也不例外，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民主、民主少一点多一点、慢一点快一点的问题。当前香港的首要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蚍蜉撼树谈何易”!
在诸多港澳事务中，我特别关注香港青年和教育问题。在我认知中，历代香港青年都有志气、有朝气，继承着“狮子山下”精神。但近年来发生在香港的一些事件，频频出现受到了蒙蔽和诱惑的青年学生身影，我感到很痛心。这背后“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教育问题很糟糕，值得深刻反思。
但我对香港青年人仍然抱有信心、满怀希望。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香港的青年人必定会擦亮眼睛，立足香港、拥抱祖国、放眼世界，应该记住先辈们经历过的苦难历史，记取自己走过的这段曲折路程，会更加成熟，会在新时代有大的作为。
谈外交感悟
“外交是不流血的战场，打法虽和上甘岭战役不同，但同样是为了捍卫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
新京报：最近一段时间，彭定康频繁出来对香港事务发表看法。你怎么看?
陈佐洱：他现在在英伦三岛胡言乱语，不过是奄奄一息的殖民主义者的哀鸣。
新京报：有媒体评价你在谈判中以“强硬但讲道理”著称。你怎么看?
陈佐洱：我常说外交是不流血的战场，打法虽然和上甘岭战役不同，但同样是为了捍卫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
我的谈判风格可能让一些对手直挠头，但是和对手达成协议最多的。每次谈判，我觉得有强大的祖国和13亿人民做后盾，有真理道义在胸，就是泰山压顶也不可怕，敢于作为。
新京报：你曾说“外交是妥协的产物”，怎么理解?
陈佐洱：这是我1994年3月赴任香港前，先后担任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港澳办主任的姬鹏飞同志教导的，他说：“记住，外交是妥协的产物，政治也是妥协的产物。”
作为一名外交官，必须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利益得到维护的前提下适当满足对方一些关注也是需要的，这是为了谋取国家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谈判结果是不可能一边倒的，假如是可以一边倒，何须谈判呢?其实，社会上人际的事，很少不是妥协的产物。
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陈佐洱：现在我退休了，生活中的一件事就是天天看新闻，而且家事、国事、天下事都离不开我的港澳情怀。国庆临近，有朋自港澳来北京，我乐意和他们叙叙旧。
陈佐洱简历
生于1942年12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教授，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64年9月至1978年2月 福州第一中学教师
1978年3月至1983年9月 福建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
1983年9月至1987年12月 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分党组书记
1987年3月至1987年12月 兼中国新闻社港澳台部主任
1988年5月至1994年3月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司长、司长
1994年3月至1998年3月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其间：1996.1—1997.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8年3月至2003年5月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1998.5—2000.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2003年5月至2008年3月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正部长级)、党组副书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2013年12月创办全国港澳研究会，任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