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追捧诺奖得主在多国盛行 专家：少一点盲目崇拜，多一些务实理性）
【环球时报】编者的话：每年10月诺贝尔奖公布前后，国际社会都仿佛在开一场人文与科学的盛宴。对个人而言，获得诺贝尔奖意味着自己的成就及其对人类的贡献获得最高认可;对国家而言，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被认为是反映了一定的国家实力。当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中国接连掀起热潮。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中国诺奖得主寥寥无几。在“思想经济”火热但国内诺奖得主稀缺的背景下，外国诺奖得主越来越受到青睐。他们受邀出席各种活动、开设工作站或实验室、成为企业顾问或者合伙人，这背后甚至催生出一门生意。有人批评他们来华“走穴”，将“学术功利化”，声称中国人正在高价缴纳“智商税”;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必对此太严苛，这说明中国知识市场拥有巨大需求。事实上，追捧诺奖得主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
在华活动有些变味？
本月，日本科学家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年获得19个诺贝尔奖，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之类文章再次引起中国社会关注。在日本《钻石周刊》近日的报道看来，这既是中国对邻国的羡慕，也是对目前教育体制和追求功利的社会风气的反省。“中国人的诺贝尔心结。”美国《纽约客》杂志曾经刊文说，多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渴望获得诺贝尔奖，将该奖项视为衡量“国际尊重”的标尺。
在中国，诺奖得主属于“稀缺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外国诺奖得主近年来在国内受到热捧。去年8月，北京崔各庄论坛暨诺奖成果转化高峰论坛邀请6名诺奖得主参加。今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邀请了6名诺奖得主。10月底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据称已邀请到至少两位新晋诺奖得主。据媒体披露，一些外国诺奖得主来华行程往往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时要在一周之内拜访十多家企业和机构。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今，有诺奖得主参加的学术活动往往被认为层次更高;有他们挂名的科研项目能争取到更多资金支持;他们参与的商业活动容易受到更多关注。根据深圳的相关政策，建设诺奖实验室可获得最高1个亿的资助。
王元丰认为，“知识经济”或者说“思想经济”的火热反映出中国人想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交流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到来能让更多民众接触到这些本以为是遥不可及的人物，有机会聆听他们的思想故事。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诺奖得主来中国参加活动确实给国内学者和相关机构带来了新思维、新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一些活动已经有些变味。
这背后催生了一个产业链。以201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挪威人爱德华·莫索尔为例，有媒体经梳理后发现，他今年来华的频率几乎达到每月一次。在中国，莫索尔被高校聘为讲座教授，被学术机构授予名誉头衔，设立工作站，被企业聘为科学顾问。再比如，近3年来，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人兰迪·谢克曼在华设立的工作站有至少10家。与他合作的机构包括大学、民营医院、投资公司、化妆品公司等。一些诺奖得主不仅参加学术论坛，也出席房地产活动。
有媒体披露说，诺奖得主在华参加一场活动的报酬可达到上百万。然而，不少活动与科学无关，他们的演讲也时常被听众吐槽干货不多，在华的一些合作项目甚至脱离了其本来的专业特长。
身兼数职、开设多个工作站、四处参加活动，这些外国诺奖得主能为中国带来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吗？中国人是在缴“智商税”吗？王元丰认为，我们应该对诺奖得主少一点过度与盲目崇拜，多一些务实理性的态度。诺奖得主在其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并不代表他们是能在各领域通吃的“全才”。
张颐武则表示，对于诺奖得主刮起的“思想经济”旋风不必以过于苛刻的眼光看待。对国内邀请方而言，出场费不仅代表对这些大咖的认可，也代表中国的知识与思想市场存在巨大需求，比其他国家开出的价格高一些无可厚非。外国诺奖得主频繁到中国访问与交流，也说明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学术科研成果和公共交流氛围越来越认可。“现在，对于这股风潮有质疑的声音，恰恰说明中国公众正在以更加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此事。从长远来看，诺奖得主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得到的报酬将趋于正规。”张颐武说。
印政府办活动请诺奖得主，“形式大于内容”
诺奖得主在印度同样吃香。该国与诺贝尔奖的渊源可追溯至上世纪初。1913年，印度著名作家、诗人、思想家泰戈尔以《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亚洲人。今年，出生在印度、现为美国籍的阿比吉特·班纳吉以“扶贫经济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2017年举行的“活力古吉拉特全球峰会”上，印度政府一口气邀请了9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峰会开始前的暖场活动“诺贝尔对话”。按照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鲁帕尼起初的想法，他们希望至少邀请12至15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根据印度政府在活动结束后发表的新闻通报，与会者通过激烈讨论，一致认为“印度具有成为科学大国的潜力，未来应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增加投资”。一场阵容华丽的“诺贝尔对话”以一个似是而非的通报结束，很难让人感觉到这些“学术大咖”进行了有意义的专业交流，更不用说对古吉拉特邦或者印度发展有指导性建议了。
类似例子不少。2016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行的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年会暨展览会上，印度邀请印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蒂亚尔蒂作为主宾参观了印度馆并发表简短讲话。这场活动当时在印度引发了轰动。
“可能这就是印度政府希望利用诺贝尔奖得主传递的‘明星效应’，形式大于内容。”印度分析人士戈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某种意义上，政府需要诺奖得主对其政策进行背书，老百姓对此也喜闻乐见，“但相关活动结束后往往就没有下文了”。
刚获奖的班纳吉如今已是印度家喻户晓的人物。《环球时报》记者在闹市区里与几名印度人交谈，多数都能说出班纳吉是谁，并坦言“是从最近几天的报纸上知道他的”。言谈间，他们对班纳吉获得诺奖感到无比自豪，不过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扶贫经济学”到底是什么。
22日，莫迪会见班纳吉。印度总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他们在诸多议题上进行了“有益、广泛的交流”，并说“印度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有意思的是，就在不久以前，班纳吉公开表示印度经济正处于“危机状态”，严肃指出消费下降、需求疲软对国家经济造成伤害，并断言莫迪政府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作用有限。印度商工部长戈亚尔19日指责班纳吉是个“彻头彻尾的左倾主义者”。
对于诺奖得主在印度的“出场费”，一名新德里公关界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商业秘密”。他称，此前，一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印度出席一场文化活动时，只象征性地收取了“少许”出场费，“但也有一些人，需要高昂的出场费才能请得动”。这名人士还披露说，有些机构专门组织类似“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活动，邀请感兴趣的人与诺奖得主共进晚餐。这样的活动有的是在印度办，有的在海外举行。“当然，此类活动肯定要价不菲。”他说。
在德国“出场费”一般5万欧元起
“没有消失的‘诺贝尔效应’。”德国《焦点》周刊近日刊文称，已经走过近120年岁月的诺贝尔奖，奖金不再是其最大的焦点。今年，诺奖得主可获得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60万元)，如果与其他人共同获奖，那么奖金还要平分。显然，这笔钱对许多获奖者而言不再意味着“巨大财富”。然而，诺贝尔奖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获奖意味着打开了一个“宝藏”。
德国克莱斯塔尔公关公司主管汉斯曼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概括说，所谓“宝藏”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推动职业前景，比如文学奖得主的书籍几乎都会成为畅销书;二是获得各种名誉职位，比如荣誉教授、协会理事等，此类职位工作量少，但收入往往不菲;三是参加主题演讲、学术交流等活动，诺奖得主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演讲一般最低价是5万欧元，要价10万也是常事;四是与企业进行实质合作，比如出售专利、技术等，或成为公司合伙人，在这方面主要获益的是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奖、化学奖获得者。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德国大型企业和各类机构也喜欢邀请诺奖得主出席活动。一家汽车集团新闻官对记者表示，诺奖得主都站在某一领域的“金字塔顶端”，他们不仅在学术上出类拔萃，而且德高望重。他们既能带来名人效应，又能帮助提高企业声誉。
诺奖得主出席活动一般都要收取“出场费”，但也有例外——对于1951年创办的德国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他们不仅不要钱，还主动要求参加。《环球时报》记者曾参与报道过这一大会。活动为期一周，每年6月最后一个周日开幕，7月初结束，每次大约有40位诺奖得主和6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科学家参与，其宗旨主要是给青年学生提供与顶尖学者面对面深入交流的机会。
大会是纯公益性质的，经费主要来自企业赞助，仅为前来参会的诺奖得主承担旅行费用、参加会议期间以及会议结束后在林道停留一两天的相关费用。大会一名负责人曾告诉记者，与会诺奖得主看重的是这一活动的价值，即对年轻科学家的扶植。
“诺贝尔奖不是科学家的全部”
汉斯曼认为，亚洲已成为“最受诺奖得主欢迎”的地方，一方面因为它经济发展迅速，未来很有可能是全球政治和经济中心，另一方面由于诺奖得主数量很少，因此其“诺贝尔奖经济市场”很大。
“年长，男性，美国人——这是典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哥廷根日报》曾称，诺贝尔奖已经成为“美国的奖项”，而非洲和亚洲则很少有人得奖。有资料显示，美国诺奖得主有383名，英国人133名，德国人109名。亚洲最多的是日本，有28名。
德国“第一先生”绍尔是一位著名的量子化学家。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德国获得诺贝尔奖次数少的原因。绍尔说，德国在顶尖科研上没有明确目标，一些科研计划并不以追求诺贝尔奖为目的。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更重视平衡发展。而美国的机构则很有针对性地对科研项目进行资助。这位曾被提名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表示，诺贝尔奖固然美丽且引人注目，但它不是衡量科学力量的唯一尺度，“诺贝尔奖不是科学家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