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书，宋版书，还是宋版书！”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展厅，很多读者感叹不已：存世不多的宋版书，平日难得一睹真容，而此时此地，近百部宋元版古籍尽收眼底。从9月起，全国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330余种珍贵古籍在这里集中展出，不仅是宋元版，秦代竹简、隋唐写本、明清旧椠同样琳琅满目。对很多爱书人来说，这种享受近乎“奢侈”。
在展场中，人们讨论着经典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对那些跌宕起伏的藏书故事津津乐道。典籍的聚散离合，折射着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这些饱经风霜的典籍，如今安置于展台之中，任世人欣赏品评。因为国家兴，才有典籍幸。
四海澄清，化私为公
《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两种陶渊明著作在展厅里比邻而居，一种是宋版，另一种还是宋版，都是历代藏书家竞相追逐的对象。每种书的卷首都钤着密密麻麻的藏书印，那是胜出者留存的纪念。在累累朱痕中，“黄丕烈”“士礼居”“陶陶室”几枚印章同时钤在两种书上，指明了它们曾经共同的主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
黄丕烈先是购得宋版《陶渊明集》，而后就一直关注着《陶靖节先生诗》的去向。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用一百两银子买到此书。因为这两部陶集，黄丕烈把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陶陶室”。
这两部书另一个相同的藏书印是“周暹”——它属于藏书家周叔弢。周叔弢求书的历程同样坎坷。在黄丕烈之后，“两陶集”曾一度归属山东聊城海源阁主人杨以增。20世纪20年代末，国势衰弱，战乱频仍，海源阁藏书陆续散出。1931年，周叔弢买到《陶渊明集》，而《陶靖节先生诗》则在书商王子霖手上。因为知道周叔弢希望将“陶陶”二书分而复合的心愿，王子霖趁机抬价。爱书心切的周叔弢，无奈以4000元的高价买到此书。
历史上曾经拥有这两种珍本秘籍的藏书家，有的希望“子孙永宝用之”，有的希望将其带到坟墓中殉葬。而周叔弢的心愿是将他平生搜集的善本归为国有。他告诉子孙：“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
1952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四个年头，周叔弢把“两陶集”等700余种善本捐献国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对他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郑振铎鼓励藏书家捐献图书，也一直主张自己的藏书同样属于国家。他说：“学是公物，古物是公器，亦万难把持在一两个人的手中。为了爱护古物，发展学术，也应化私为公。”1958年，郑振铎因空难牺牲，为了完成他的遗愿，家人将其毕生收藏的图书全部捐献国家。
和周叔弢、郑振铎一样，新中国成立后，铁琴铜剑楼主人、常熟翁氏后人等一批藏书家，带着满腔爱国热忱，将所珍藏的古籍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家，那些曾经秘藏于私人藏书楼少为人知的珍稀善本，如涓涓细流汇入国有图书馆，成为国人共同的财富。
通力合作，典籍回归
在展览中，两册《永乐大典》相邻而置，一册盖着俄文的印章，另一册则写上了德文字母。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赵爱学翻查过，在国图的记录中，有52册《永乐大典》被登记为“外交部转苏联中央列宁图赠1954.6.17”。这些《永乐大典》，不仅大多盖着列宁图书馆的俄文馆藏印，而且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藏”或“满铁图书之印”“大连图书馆藏”印——它们是日本人占据东北时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旧藏。1945年，大连解放，这些《永乐大典》被运往苏联。1954年6月，经由外交部从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转归北京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
被写上了德文的《永乐大典》，是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时交还的三册《永乐大典》中的一册。它们由莱比锡大学从科隆一家书店购得。有学者研究，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是一个德国军官将这三册《永乐大典》带走的。
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的《永乐大典》，原本有11095册之多。嘉靖年间摹录的一部副本，与正本格式、装帧一致。继正本不知所踪之后，《永乐大典》副本被这人偷几册、抢几册，再被那人烧几册、毁几册，现在已知的仅有400余种，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
明代藏书家叶盛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图书馆人，虽然明白“聚书”之艰难，但是从没有停下搜求的脚步。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当年，正在上海调查古籍善本的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书主是一位加拿大华裔女士。几经周折，2013年，这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图，被视为海外汉籍实体回归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的海外汉籍回归，不止一册《永乐大典》。2018年，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将36部4175册汉籍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汉籍的数字化回归成果同样丰硕。“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特藏资源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影像数据库”先后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线；2015年，“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启动，牛津大学波德利图书馆藏19册《永乐大典》等一批珍贵文献以数字化形式实现了回归。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各级图书馆及相关学术单位、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开展海外中华古籍的调查、回归、整理、出版等工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协同社会各界，不遗余力地促进海外中华古籍调查和数字化合作，对于完善我国古籍存藏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这样说。
爱书护书，全民参与
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的两封信，同时在展览中展出。一封写于1982年，另一封写于2003年，时隔21年，内容均与古籍保护有关。
“六月上旬，因工作需要，到曲阜孔府查阅有关档案，收获不少。根据见闻，提出关于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档案的建议四条（见另纸）。”在1982年写给中央领导的这封信中，任继愈提出了采用缩微技术抢救珍贵历史文献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随之成立。因为安全性强、稳定性好，缩微技术至今仍然是保存文献的重要手段，全国已有超过15万种珍贵典籍被拍摄为缩微胶卷。
2003年的那封信，是写给大众的一封倡议书，事关珍贵典籍修复认捐活动。信中说：“从今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开展‘全民参与，共护国宝’的活动，不是因为国家拨款少了，而是国家图书馆希望把祖国珍贵典籍和我们每个人的距离拉近，让每位国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保护中华历史典籍的工作……国家图书馆还将定期举办修复展览，将修复好的珍贵文献向大众进行展示，以教育我们的后代共同关心我们祖先创造的珍贵文化遗产。”仅两个多小时，这次活动就完成了认捐计划。
古籍保护，始终牵动着公众的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介绍，自2015年以来，全国145所高校近千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了该协会组织的“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深入全国19个省份的216家基层古籍公藏单位，完成了146万册（件）古籍普查登记。
林世田给出了另一组数字：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已有2315家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全国古籍修复人员从不足百人发展到近千人。
这些经过普查、修复的典籍，是政府主导下全民共同参与的成果，它们正在以各种方式向公众进行展示，发挥其教育的作用，就像任继愈十多年前所承诺的那样。
“了不起，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展场中，时而传出这样的赞叹，或许是在赞叹古人，或许也是在赞叹今人。
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