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研讨会︱从银元、人民币到“天秤币”：1949年以来的金融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上海解放70年，回顾总结70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于2019年10月22日—23日在复旦大学共同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金融业”国际研讨会。
会议讨论了七十年来人民币的性质、新中国银行机构变迁、信贷体制、货币供给、涉外金融信用等问题，梳理了上海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利率制度、金融监管、金融体系的改造与更新，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保险、证券、国债等领域的发展变迁历程，对时下最热门的加密货币“天秤币（Libra）”问题也进行了热烈探讨。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指出，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进入新时代又面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使命，在对包括海外银行家文书在内的金融档案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责任，去推进与国内外学界的交流合作。
此次会议尤其为中俄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会上宣读了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尤·辛琴科（Yury P. Zinchenko）院士的书面贺词，贺词中表示：“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俄中建交70周年的历史，我们两国在各个领域、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合作成效卓著，从科学视角研究金融史、探讨俄中金融领域合作经验，是极其重要的。”
与会者合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金融暗战
1949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共产党人与旧经济势力在上海进行过一场“银元之战”，毛泽东评价其作用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在题为《人民币本质讨论70年，价值独立形式拟或纯价值体？》的报告中指出，“银元之战”体现的是货币的国家信用，是货币的本质之战。
1949年5月底，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严禁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流通。但是人民币并无足够的贵金属保证，既没有法币背后的英镑美元，也没有金圆券背后的黄金。国民党特务支持黑市资本巨头，进行黄金、银元的投机倒把，导致金银价非正常走高，物价飞涨，上海部分商店商号拒绝以人民币进行标价，试图将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上海有关当局陆续抛售银元稳定市场，但银元很快被市场吸收，并无实质效果；6月8日，中央华东局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干预市场。陈云下令政府控制的税收、交通及其他市政公用事业内强制以人民币作为唯一货币，禁止银元买卖流通；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封锁了上海最大的银元黑市交易市场，并拘捕250名投机者。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并不断下降，人民币很快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导货币地位。
戴建兵教授简要复盘了上述“银元之战”，同时梳理了建国70年来学界关于人民币性质的讨论与实践，认为人们对货币的认识经历了若干个阶段，从“货币天然是金银”，到“有发行准备可兑换金银”，到20%的发行准备就可支撑发行，再到依靠政府信用的货币实践，最终将进化到货币的本质，即“货币是价值的独立形式”。
会议上，多位学者的论文均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金融实践展开：刘志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的报告聚焦于上海军管处对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接管与清理；张徐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报告剖析上海解放初期利率市场的动态变化及其制度演进，王平子、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追踪了1949—1956年间安徽金融体系的改造与更新，牟立邦（台湾明新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中心讲师）则从1950年台湾省政府发行的“爱国奖券”入手，呈现当时国民党及台湾省政府的财政危机与应对。
研究现状：行业与机构为主，银行家史料尚未充分利用
与会学者的报告梳理了银行、保险、国债、证券等不同金融领域的宏观历史，并对相关史料做了详细的评述。
1843年上海开埠，随着怡和洋行等贸易洋行的设立，保险业由此进入上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都是全国的金融和保险中心。1959年起，新中国国内的保险业务停办，直至1979年才恢复；但这20年间，境外的保险业仍在维持。张秀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论文围绕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境外保险业务，探究其作为特殊对外通道的角色。她指出，境外保险业务代表政府履行社会统战、外事活动和调查研究等重要职责，在增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等方面起了桥梁作用。宋佩玉（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的文章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军管会对外资保险业的金融监管，从市场准入、经营监管等方面的措施还原当时上海的外资保险监管体系，指出这一时期探索和挫折中形成的经验为改革开放后外资保险业监管体系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借鉴作用。赵兰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报告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上海保险市场的发展，从宏观的角度将上海保险史做了梳理。他在报告中表示，1980 年，人保上海分公司收入保费 6967.22 元，这一数字也是当年上海保险市场的保费收入规模；2017 年上海共实现保费收入1587.1亿元，是1980年市场规模的2278倍——上海保险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此外，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对新中国国有银行机构七十年来的变迁及其特征做了总结，万立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梳理了1983-1993年探索建立国债市场的历史过程，石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则探讨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与近代国库制度变迁。董昕（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沈嘉文、徐蓉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分别做了建国七十年来银行史研究的综述，其中董昕指出，近年来对于民国时期地方银行业的发展的关注成了近代银行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史料方面，吴景平教授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有部分银行界人士留在国内，或在海外短期滞留后终回到国内，但仍有较多银行界知名人士寓居台港和国外。与此相应的，他们携赴海外的大量个人文书最终也散布在欧美、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而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目前仍以机构为主，应当重视金融业人士的研究，开展银行家文书的整理研究。
近年来吴景平教授及所指导的研究团队对海外藏近代中国银行家文书进行了相应的调研，他在报告中对美国所藏宋子文、孔祥熙、陈光甫、张嘉璈、夏屏芳、赵棣华、贝祖诒、徐新六等银行家的文书史料做了系统的介绍。
何品（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副主任）主要介绍了上海市档案馆藏金融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近代中国许多金融机构的总部都曾设在上海，其档案也大多保留在上海市档案馆。目前相关金融档案总卷数约10万卷左右，数量上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何品进一步介绍了《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2010-2018）、《上海市档案馆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续编》（2019-2021）的编辑出版情况，其中第一期史料汇编已经以排印文字加图片影印的方式出版，第二期续编工作仍在进行中。
《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部分出版品
俄罗斯学者：与政府紧密捆绑的俄中金融往来
在近代历史的大变局下，中国金融业的诞生、发展受外国金融机构在华布局的影响深远。此次参会的俄罗斯学者提供了以往少见的史料和视角，披露近代苏（俄）中金融往来的相关问题。
与其他西方银行相比，俄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略失先机，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在短时间内就赢得了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把交椅。莫斯科历史、经济和法律研究所理事长伊戈尔·图里岑先生在报告《苏（俄）中银行金融领域往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中指出，尽管俄国银行在规模和实力上落后于其他的欧洲银行，但干脆果断地从国家层面入手，以两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为依托开展业务，而没有像英国一样走高收益、高风险的商业路线。这个策略立竿见影，华俄道胜银行在短短5-7年内迅速发展，仅次于英国的汇丰银行。
有了国家背书、政府支持，银行在项目亏损的情况下仍能获得高额回报。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1897-1903 年期间修建的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这条铁路从未盈利，但华俄道胜银行实际上获得了高额利润。
俄罗斯联邦政府财经大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哲学系副主任巴维尔·拉佐夫的报告《华俄道胜银行与东省铁路：19、20世纪之交俄国在华策略》指出，华俄道胜银行被认为是维持对华政策的工具、修建东省铁路的工具，也是在东三省获得特权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工具。
此时俄国的地缘政治集中于远东。华俄道胜银行还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共同成为三家“托管银行”（担保银行）之一，这些银行存放了中国的海关收入，以支付各种贷款和庚子赔款。
另一方面，伊戈尔·图里岑表示，国家意志参与银行的弊端也很明显，银行成败与国运息息相关，国家陷入困境之时会立即反映在银行的盈亏财报上。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落败，华俄道胜银行随即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此后华俄道胜银行不再受到俄国政府的重视。
1910 年，华俄道胜银行与另一家银行合并，改称俄亚银行（Banque Russo-Asiatique），形成了俄罗斯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法国资本占主要部分（35 万卢布）。由于国家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亚银行成为俄罗斯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并成为当时世界第九大银行。截止 1917 年，在资产、票据、商品贷款、存款、账户的指标都在该国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
但是，在地缘政治上，随着日俄战争的落败，俄国政府实际上抛弃了与伊朗和中国的“特殊关系”，而让位于全球性的考量。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对银行体系进行了国有化，俄亚银行主要在中国和法国的海外活动仍持续了九年，后于1926年倒闭。
吴景平教授在点评中表示，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史料对于近代中国金融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15号（九江路口）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早是华俄道胜银行的所在地
会议热点：货币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会议在讨论历史经验和研究趋势的同时，涉及了当前金融领域最前沿的话题——数字货币。
2019年6月18日，美国脸书公司正式宣布2020年开始正式发行加密货币“天秤币（Libra）”。Libra团队称“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但始终在遭受来自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有关洗钱、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质疑。
戴建兵教授在报告中列举这一案例，并抛出了“货币本质究竟为何”的问题，表示“电子货币、电子支付的出现和普及，终将使人们的认识进化到‘货币是价值的独立形式’或‘货币是纯价值体’，而不依附于贵金属、黄金，乃至于国家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则在报告中区分了实体货币（“铸币”）和信用货币，指出信用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信用建立在制度建构形成的共识基础之上。他进一步讨论了中外纸币和货币信用使用的历史，例如“古代中国纸币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支撑的当代经济中‘铸币还原论’的内涵为何”等，表示在信用货币条件下，当信贷数额大于铸币性质的货币数额的信贷时，作用于商品流通会造成通货膨胀，作用于非实体经济领域会形成债务危机。
吴景平教授表示，货币脱离其价值属性而引发的金融风险在历史上有迹可循，基于名目主义而非价值的货币，背后的金融风险、政治风险都是不容忽视的。但无论如何，关于数字货币对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将是一个不能避免的新课题。历史学者和金融学者将现实与理论结合、当下与历史结合，关照现实，关注前沿，这也是金融史研究应有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