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李锐近影
2015年7月23日，李锐先生收到参加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和纪念大会的邀请后，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了，我一定参加。”
李锐生于1917年4月，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二十一岁的李锐不仅是一位有血性的青年学生，而且已经是年轻的共产党员了。在抗战的八年艰苦岁月里，他先是投笔从戎，直接投身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后来又派赴延安工作六年，以笔为武器，为神圣的抗日战争鼓与呼，“尽了中华民族一分子应尽的责任。”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夕，2015年7月1日下午，笔者来到李锐家中，访问了这位九十九岁的老人。下午三时十分，李锐从万寿路游泳馆游泳回来，很高兴地对我伸出右手四个手指说：“今天下午游了四百米”。之后，采访正式开始。
图片说明：一九四二年，伏击敌人车队。流萤摄（选自金城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最前线》）
图片说明：延安清凉山今貌。当年，延安《解放日报》办公地就在这座山上。1941年，《解放日报》开办后，李锐被安排进入报社。
亲历北平沦陷
李锐是标准的“一二·九”一代人。1935年12月中旬，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李锐（当时叫李厚生，“李锐”是他参加革命后取的名字）就读的武汉大学，李锐将在北平参加“一二·九”游行的好友文立徵的来信抄在一张大纸上，贴在学校办公室所在的文学院门口，并找来一把菜刀置于墙沿，另纸书明：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很快，武汉的“一二·九”运动就发动起来了。12月20日，李锐参与领导了武汉的“一二·九”示威大游行，他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由李锐写在床单上，由两位同学高举着），多年的激愤之气喷发出来，禁不住热泪满眶。
李锐说，“一二·九”运动是青年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爱国行动。当时，东北丢了，冀东丢了，国民党都不管，青年学生对国家存亡忧心忡忡，对国民党的不抗日非常不满。
“一二·九”运动后，李锐领导组建了“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并任宣传股负责人，创办《救中国》会刊，亲手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里，李锐大声疾呼：“只有立刻对日抗斗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全国一致团结起来立刻对日抗斗才能拯救危亡的中国。”后来，李锐又与助教中的积极分子一起，成立了武汉大学校内秘密组织——“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组织领导武汉大学及武汉三镇的学生救亡活动，并成立了秘密学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武汉大学机械系大三学生李锐不在武大的校园里，却在战云密布的北平。他是两个多月前的5月初，和另外两位同学谢文耀（后来在华中战场牺牲）和万国瑞（后改名杨纯，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团政委、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理办公室秘书、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来北平接党的组织关系的。时间再往前推三个月，1937年2月的一天，由于武汉已经没有了中共组织，李锐与谢、万等八人在谢文耀的家中秘密集会，自发成立了党组织，定名为武汉临时支部。此次来北平，李锐带了自发党支部所有人的入党申请表请党组织确认。中共北平市委派人与李锐接头，其中除二人外，自发临时支部的六名成员被接受为正式党员。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
李锐告诉笔者，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进城。8月初的一天，当日本兵列队经过长安街时，他就站在王府井大街南口，亲眼目睹了太阳旗下耀武扬威的日本士兵。当时，他身边聚集了很多日本侨民，这些人欢呼雀跃，而现场的中国人则表情悲愤，敢怒而不敢言。
1905年，李锐的父亲由张之洞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与宋教仁同班，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回国，从事宪政活动。李锐说，他母亲曾不止一次跟他说过，父亲认为日本是一定要灭亡中国的，中日两国终将有一战。李锐回忆，当年在长沙楚怡小学读书时，对湘江中日本人的军舰和军舰上的太阳旗印象很深。政府和学校每年都举办活动纪念“六一”惨案。“六一”惨案发生在大革命时期，是日本水兵上岸活动打死一个中国小孩而造成的。读初中的时候，李锐看过《田中奏折》，因而更加相信父亲的判断，对日本的侵略恨之入骨。
在山东投笔从戎
1937年8月，李锐、万国瑞和另一位前面谈到的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的高中同班好友文立徵（由李锐介绍入党，抗战时留在山东，改名立正，曾任鲁南军分区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型），随平津学生流亡同学会的同学经天津到烟台，最后转到济南，参加了三路军韩复榘创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训练结束时，济南已成危城，李锐被留在山东平津同学会工作，准备打游击。
由于经费困难，又看不到新出的书刊，1937年11月，李锐由同学会派往武汉，以山东平津同学会的名义募捐。在武汉，他拜会了冯玉祥、沈钧儒、王昆仑、沙千里、许宝驹、罗隆基等知名人士，募集到四百块现大洋。其中，冯玉祥一人就捐了一百块，令李锐记忆至今。
任务完成，李锐准备返回山东。此时，泰安已失守，中共长江局指示李锐赴徐州五战区同党委联系。到徐州后，李锐见到党委负责人郭子化，将捐款和购买的书籍交他转山东，并同郭商讨如何开展工作。仿照武汉青年救国团已公开的办法，李锐在徐州成立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1938年2月，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在徐州召开成立大会，李锐任总负责人。在徐州期间，李锐参加过李宗仁召开的群团工作会议。《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在徐州采访时，曾就徐州的群众抗日活动和鲁南正在开展的游击战争情况采访过李锐。
这年3月，党领导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李锐奉命代表徐州的青年团体到武汉参会。当时，国民党大员唐生明从南京撤退去武汉的专列停在徐州火车站，李锐为了抢时间参加会议，请求搭乘唐的专列，但军警不准许他上车。于是，“胆大包天”的李锐冒着生命危险，在火车开动前偷偷站到了火车头前的长铁板上，那当然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火车开动后，一路上很多人看见他站立在车头上，都吓坏了。在郑州停车时，车上的警卫人员不得不让他进入车内。到武汉后他就得了重感冒。
还是这年3月，一篇署名“李锐”介绍战区青年工作特点的文章在武汉《战时青年》上发表，除开在山东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外，这是李锐第二次使用这个名字。
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徐州很快变成了前线。李锐说，除去在延安和秦城两次共九年半的坐牢经历，他一生中曾三次与死神擦身而过，其中两次都发生在徐州抗战期间。在日本飞机对徐州的最大一次轰炸中，人们都跑到城外去了，朋友们却见不到李锐，很是为他担心。李锐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小学，飞机在他的住房外投下了一颗炸弹，当时他还在房中工作，但万幸的是炸弹没有爆炸。
1938年5月初，徐州国民党军队大撤退之际，李锐奉命率领青年救国团的三四十人到有党组织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这是李锐参加革命后唯一的一次投笔从戎。
于学忠所部五十一军本来是受命北进山东敌后的，但李锐他们到达于部不久，蒋介石却突然命令五十一军不进山东，改为同其他部队一起向西突围。这与李锐他们进入五十一军的初衷完全不同了，但当时毫无办法，只能依令而行。
撤退的当天，李锐带领救国团的三十多人来到于部的一个旅，旅长（李杜将军的弟弟，但李锐忘了他的名字）和副旅长贾涛热情接待了他们，给每人发了一身军服。混乱之际，李锐一行匆匆组织了党的支部，分成两队随大部队突围，李锐负责带一个队。但撤退的行军路线、宿营地等，于部都没有向李锐他们交代清楚。
当晚开始突围，李锐带的一队人随部队摸黑行军。李锐说：“大撤退时混乱不堪，各种番号的部队乱糟糟挤在同一条公路上，谁也不让谁，一个通夜也没有走多少路。”在一个村子休息时，李锐所带的这队人还没有完全走散，但已同另一队联系不上了，同李锐在一起的支部成员只剩下张震寰。此时，于学忠的部队也找不到了，周围都是些说不上番号的杂七杂八的国民党部队。李锐他们发现有些士兵跟老百姓换衣服，准备开小差。为了应付意外，李锐一行跟这些开小差的士兵要武器，这些士兵乐得将包袱甩给这些自找麻烦的学生。这样，李锐他们每人弄到了一支步枪，还背上了一串子弹。
“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准备出发，西面不远的村庄后面却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炮轰鸣，听声音似乎是朝东射的。这时，呈散行纵队正通过平原田野向前行进的各种番号成千上万的士兵，如山崩一般掉头回跑，没有人阻拦，也没有军官出来指挥。”七十八年过去了，忆及当时的情景，李锐仍历历在目。见此情景，李锐领着他们这个只剩十多人的小队伍大声呼喊：“不要往回跑，向前面冲过去！”但他们的行为如同螳臂挡车，非但没有阻止住任何人的脚步，自己也被疯狂逃奔的大潮裹挟着往回涌去。
走了一个白天又一个通宵，第三天一大早，李锐一行来到江苏与安徽交界的双沟镇。由于过度疲惫，又怕遇见敌人，大家分散在荒野的苇塘中休息。地上泥湿，无法躺下，他们只能坐着抱枪打瞌睡。李锐说，大概他们这一小队人的行动早被附近的村民发现了，村民把他们当成了开小差的散兵游勇。当地农民饱经军阀混战，很有经验，悄悄进入苇塘，将他们分头围住，缴了械。李锐他们赶紧向村民说明自己的身份，告诉对方自己是准备到山东参加游击队打鬼子的。站在李锐身边的几个农民说：“附近有日本军队，你们这身行头太危险！”硬脱下他们的军装，为他们换上当地农民的衣服，告诉他们往东到皂河镇一带，那里没有敌人。
这是李锐抗战初期在山东投笔从戎的故事。李锐说，以后，直到日本投降，他再没有上过前线。
用笔抗战的六年
惊心动魄的投笔从戎不果之后，李锐为了回到大后方，经过淮阴时，找到了当地的抗战人士吴觉（吴为了找党曾到徐州见过李锐），在吴的帮助下，李锐从苏北到上海，再经香港到广州，最后回到武汉。之后，李锐被中共长江局派往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当年，从武汉撤退的由党领导的群团很多，如国民党政治部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的演出队、新安旅行团等，经过或暂留长沙的很多，都由李锐负责接待。在长沙，李锐与演剧九队的负责人、在武汉秘密学联时就相熟的范元甄相逢、相恋。
1939年夏，中共南方局（从武汉搬到重庆时改称）在重庆召开青年工作会议。已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的李锐仍兼青委书记，于是被派到重庆参加会议。中央派冯文彬、胡乔木来领导会议。会后，胡乔木随李锐到湖南视察工作。当时，范元甄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这年9月，李锐与范无甄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婚礼上为一对新人跑前跑后照相的是叶剑英。由于范是公开身份，南方局决定将两人派赴延安。
这年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迫害、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为了保存力量，中共把一大批青年干部送往延安。
1939年的最后一天，李锐夫妇和胡乔木、周立波、吕振羽等同乘一辆卡车，到达了他心中的圣地——延安。在这里，他遇到了更多的热血青年，遇到了更多有着同样理想的战友。在这里，李锐完成了从一个热血抗战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
李锐一到延安，就被胡乔木留在中央青委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宣传科任科长。在这个岗位上，李锐工作了一年零九个月。其间，最值得一说的，是李锐和中央青委的一批年轻人一起，创办了在延安轰动一时的墙报《轻骑队》。丁玲、韦君宜、许立群、童大林等人都是《轻骑队》的热心投稿者。《轻骑队》“主张对延安的官僚主义等‘黑暗’现象进行针砭、讽刺。墙报语言鲜明、尖锐而又刻薄，加上版面活泼，又有漫画相配，图文并茂，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每到周末，张贴《轻骑队》的大木牌前人头攒动，成为延安最热闹的地方。”（见《延安新闻界的两个事件》一文，刊《炎黄春秋》2013年第六期）。但延安整风以后，《轻骑队》墙报被批判封杀了。
1941年，《解放日报》开办后，李锐被安排进入报社，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当时抗日战争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李锐从解放区寄来的报刊上，能看到许多敌伪和本地情况的资料，这都为他写文章帮了大忙。
在加入《解放日报》的前两年，李锐深入采访，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1943年，李锐在工作中碰到了一个大问题：当时，《解放日报》没有自己的军事评论，除了大的军事报道，平常的战斗消息很少引人注意。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报社急需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以便让解放区军民了解战争形势，坚定全民抗战的信心，鼓舞士气。这也成了报社的一个大难题。
根据党报宣传的这一需求，李锐认真研究敌后解放区及敌占区军事形势的发展，主动采访到达延安的彭德怀、聂荣臻、朱瑞等军事负责人，认真记录，摸索战争进程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很快成为编辑部写军事评论的高手。他的论述山东战场形势的社论《山东捷报》，被毛泽东在批示中称赞道：“此文写得生动又有内容。”总政治部有人问《解放日报》社长博古：“你们找到了哪一位军方学者？”
陆陆续续，李锐写出了《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新山东的成长》《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新四军的胜利出击及中国的救国事业》等系列文章，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直接关注抗战，李锐还把视野投向生产、教育等更广阔领域，写出了《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开展吴满有运动》《关于大后方的大学教育》等文章，尤以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影响为大。
抗战胜利前夕，李锐还写出了《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形势》《迎接新局面》等一批有预见性的军事、政治类文章。
李锐写于抗战时期的这些文章当时对全民抗战起到了归纳、总结和推动的作用，后来有四十一篇被收入李锐的《窑洞杂述》一书，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八年抗战，我尽了中华民族一分子应尽的责任，在延安的几年，我做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访问结束的时候，李老再次说起这句话。笔者相信，这是一个经历过炮火洗礼的知识分子由衷之言。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记录的故事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抗战历史。他虽然不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但是他同那些在抗日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图片说明:陈列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解放日报》创刊号
后记：
2005年8月，在我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李锐获得过一枚珍贵的抗战胜利纪念章。2015年7月23日，李锐高兴地告诉笔者，他刚刚收到了参加9月3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和纪念大会的邀请，将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