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鲁迅与《申报·自由谈》

　　契合时代改革《申报》

　　《申报》是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报纸，而《自由谈》是中国二

　　十世纪最负盛名的报纸副刊。《自由谈》创刊于19l1年8月，而史量才接办《申报》在1912年。虽然《自由谈》并非史量才所创办，但是，《自由谈》的革新却与史量才密切相关。

　　史量才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文化实业家。当外族入侵、民族命运发生危机的时候，史量才旗帜鲜明地要求抗日救亡，反对内战，甚至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在这当中，《申报》的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抗战的呼声明显地高了起来。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呼声。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自由谈》的改革。

　　《自由谈》原来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之一，虽然也有暴露社会黑暗的内容，但总体上仍较保守。《自由谈》的改革，标志着《申报》的彻底转向——由无病呻吟、苍白颓废的死文学转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文学。

　　史量才采纳了黄炎培、陶行知、戈公振等人的建议，为《申报》的改革定了方向：“探究社会问题，代表公众舆论，引导并扶掖青年”以及“肩荷此社会先驱与推动时代之重责。”他要求《自由谈》“注重触及社会时事和生活现实的杂文、短论”，“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实际上，从陶行知为《申报》撰写了100多篇锋芒毕露的文字后，该报的姿态已经明显激进。

　　左翼文化运动的激活

　　1932年11月，史量才聘请年仅28岁、刚从法国归来的黎烈文担纲《自由谈》主编。

　　黎烈文本人并不是一个左翼组织的成员。他是一个进步的自由知识分子，曾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其最接近的、对他影响最大的，却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如鲁迅、茅盾等，以至他本人实际上迅速左倾。对他个人来说，史量才对他的起用，给了他一个发挥才干的机会，也给了他一个投入左翼阵营的契机。

　　1932年是左翼新文化运动较为低落的时期，从“左联五烈士”被害后，左翼新文化运动就进入了低潮，左翼文化人受到的压迫十分严重，处境艰难。即如鲁迅，在白色恐怖和“一二八”战争混乱中，1932年仅发表文章18篇，而1933年却达到了190篇，其中大部份是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

　　从1933年起，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较多的作家，如郁达夫、叶圣陶、陈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巴金、老舍、李辉英、张天翼、唐锼、徐懋庸、王任叔等等，都是左翼的人，甚至连陈子展、曹聚仁等虽非左翼组织中人，也都倾向进步。可以说，左翼作家几乎是蜂拥而来。左翼作家的活力得到了释放和发挥，左翼新文化运动被再次激活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郁达夫跟鲁迅关于《自由谈》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郁说：“我们一定要维护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申报》，它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鲁迅也说：“我们应该支持他，这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个阵地来!我是向来不在名牌大报上写文章的……”而茅盾的说法更透彻：“……左翼作家能在这上海的第一大报、著名的保守势力《申报》上撕破一角，占领一席阵地，无疑是个大胜利。”

　　与《自由谈》的革新同步，左翼新文学从1933年起又开始蓬勃发展。国民党御用的《社会新闻》惊呼：“左翼文化运动抬头!”该刊曾有这样一句话：《申报》的《自由谈》……现在也在左联的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又说：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尤多，署名“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

　　《自由谈》的改革，为中国二十世纪杂文史留下了一批经典杂文。茅盾曾经因此说过：“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黎烈文在革新《自由谈》上的这份功劳”，但其实，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史量才的功劳。

　　其实，在黎烈文接手《自由谈》的开始，他也走过弯路。他先找了“创造社”的早期成员张资平，请他为之撰稿。张写了《时代与爱的岐路》，这还造成了后来一段所谓“腰斩张资平”风波。如果当初黎烈文沿着张资平的方向走下去，那么《自由谈》的改革就不会取得后来的成功。通过摸索和尝试，加上黎烈文的聪明睿智，也由于他幸运地(也几乎是必然地)接近了鲁迅等人，使他有机会果断地纠正了这种偏向，又使《自由谈》获得了左翼作家的强有力支持，从而沿着健康的发展道路，成为引领潮流的新文化阵地，成为影响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文化载体之一。

　　文化合力与血的抗争

　　应该说，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倾向性与史量才的倾向性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史量才可能也已感觉到了：惟有引进理念有所不同的左翼新文化，《申报》才能得到突破性的改革成效。在某种程度上说，史量才本人也受到了左翼文化的影响。在《自由谈》改革后，史量才对当局的态度似乎更加强硬了。他对吴醒亚等人的威胁的顶撞，对蒋介石的当面顶撞，都是在这之后。还有他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蔡号召的“报界应当发表宣言，请政府严办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的积极响应，都显出义无反顾的坚定。

　　由于充满内在张力的《自由谈》和充满被压抑的激情与活力的左翼文化界的结合，必然地产生了进发的合力，这是l933年左翼文化运动抬头的重要动力。

　　正如上面所说，国民党当局几乎是在《自由谈》改革、左翼作家进入这一阵地的第一时间，就敏感地嗅到了其中的战机，从而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加强了新的压迫。于是，一场血腥的火拚在所难免。

　　双方的交锋事实上进入了更加惨烈的状态。年初，不少共产党人被捕(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5月，应修人被害、丁玲被捕；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害，左翼作家的作品大多被查禁……其实，《自由谈》改革刚开始了半年，就受到了压力。当时，社会局长吴醒亚上门警告史量才，要求撤换黎烈文，起用章衣萍。史量才则毅然回答：“《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衣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甚至语带讽刺地说：“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

　　史量才对当局的顶撞是令人捏一把汗的。他想用“硬功”对付过去。但他对黎烈文却是温和的，让他用一个简短的声明对付过去。直到1934年5月，史量才不得不请黎烈文暂避一下。事实上，史量才所冒的风险可能比别人想象的还要大。1933年6月杨铨被害后，史量才购买了防弹轿车和手枪，并练习射击，已作好了决一死战的充分准备。

　　尽管人们猜测史量才被害与他当面顶撞蒋介石有关。但毫无疑问，《申报》本身的改革及其杀伤力，使当局忍无可忍，恐怕是更加深层的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史量才对《申报》的改革，把他自己与鲁迅和左翼作家群联系到了一起，也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到了一起，而他旗帜鲜明的反抗黑暗的态度，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尽管鲁迅比他晚去世两年，但两人可以说都为民族的解放燃尽了自己最后一息。他们是殊途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