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近照 邵剑平摄
原标题；难民区里的“解放区”
在“那个时候，正年轻啊。我们与难民同吃同住，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讲抗日消息、讲时局、宣传教育、组织动员……难民所里，就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回忆起3年多在难民所中工作的日日夜夜，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99岁的周克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风云滚滚的青春岁月。
难民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1937年下半年，我接受党组织的安排，与我哥哥朱启銮一起参加难民工作党委，担任宣传委员，改名周新民。后朱启銮调离上海，1938年8月，我接替汤镛任难民党委书记，一直到难民工作最后结束。可以说，我参与了难民工作的全过程，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党组织那里接受一项全局性的群众工作。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在四马路仁济堂设立了救济处。赵朴初同志是收容股主任。我们就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开展难民工作，首先便要急难民之所急，想难民之所想。
难民逃进租界后，开始只能待在马路上，吃了上顿没下顿，很凄惨。战争爆发以后，租界里商店基本上处于半停业状态。饭店不开门，旅馆没人住，影戏院也打烊了，学校里没人上课……于是我们组织大家，带着难民打开电影院、学校、旅馆的大门，安顿难民们住进去。电影院里的座位、戏台，学校里的课桌上，几乎能落脚的地方，都睡满了人。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样，跟难民一起因陋就简，什么地方都能睡。我那时自己有个临时住所，是个亭子间，最多一晚上，有十几个同志一起“凑合”。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了同志帮着慈善救济会一起给难民济粥送饭。难民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真正叫同吃，同住，同工作。
回想起来，那时条件那么艰苦，但好像大家浑身都是劲，干起工作来，不分白天黑夜。
外面看是租界
里面像个小解放区
难民区开展工作，事情很杂，包括登记难民名册、安顿难民生活、发放食品、搞公共卫生等。
当时难胞们整天蹲在难民所里，没什么工作可干，我们便抓紧时间，在各大难民所里，开展一切形式的抗日宣传。
那时，有不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团体都到难民所里来了，非常活跃。救亡歌唱队、演剧队，还有各种短期的游击训练班和救护训练班之类的。我们通过在难民所的工作，向社会号召，希望大家都来捐赠衣、物、钱，实际上是在展开广泛的社会统战工作。
此外，我们在难民区里做了大量细致的管理工作。难民工作党委第一任书记朱启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规范了所有难民收容所里的组织，在他的提议下，每个难民所里都设立了主任，或者一个副主任担负主管责任，下面设管理组、教育组、财务组；管理组下面还有办公室、总务、纠察之类。
每个收容所下面都从难民中挑选出壮丁组成三个队，一个叫纠察队，维护所里的秩序、防火、防窃、门卫保安等；第二个是给养队，负责运粮食，发放粮食，发放衣、物、被、药等；第三个是卫生队，负责所里的卫生打扫，处理难民们的大小便。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所里都没有粪缸，而大小便则要随时处理，否则容易引起疫情。
我们把一些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组织进纠察队、给养队、卫生队中，加强难民工作管理。后来在这批人中，出了很多党的领导干部。
在众多的难民所里，群玉难民所、工华难童收容所、慈愿难民所这三个所的工作颇有特色。我记得慈愿所的“小茶馆”联谊工作很有趣，到了规定的时候，工作人员自己带点碎茶，所里的老先生、妇女、小孩子们都可以去说书场一道听书、“嘎山胡”（上海话：聚会闲聊）。说书场其实就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大草棚子，说书先生也是进步人士，经常挑些《岳飞传》等爱国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热情。那时，我的夫人丁佩瑜也常在棚子里给难民们读报、讲时事、讲抗日消息。每个星期，说书场都有一次大活动，场面非常热闹。外面看着是租界，里面其实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移民垦荒“临时家庭”巧过关
当时皖南新四军军部曾对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输送一些青壮年干部或者革命积极分子到新四军去，充实力量。江苏省委将这个任务，落实到了难民工作党委的同志身上。
人员不是问题，听到要去新四军的消息，难民所里的青壮年积极分子都十分向往，一些党员也积极要求前往。
运送途中，隐蔽身份成为一大难点。第一批从报名者中选出的700多人，首先其难民身份不能令租界当局产生怀疑，否则第一关他们就不会放行；接下来要过日本兵把守的关，租界周围都是日本人统治着，吴淞口更是被日本军队把控着，一旦他们对这批难民的身份生疑，危险自不待言；第三关是这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必经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当然也不能让他们发觉此次移民的真正意图。
赵朴初决定用“移民垦荒”这个理直气壮的口号——不能让难胞们都闲置在难民区里吃救济，难民区里也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要开赴到后方去垦荒，并决定由朱启銮带队。
这样正当的理由，连租界当局都觉得是帮着他们疏散了难民，便爽快地答应给这批难民放行。
考虑会途经日本兵控制的地界，我们想，移民垦荒的队伍中如果没有妇女、老人和小孩，只有清一色的壮汉，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疑心，恐难过关。所以经过细致的沟通工作，在主动表示愿意去军部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中挑选了一批，和部分“主力军”组合成“临时家庭”。事后证明，这个家庭组合形式的障眼法，果然奏效，大大提高了首批“移民垦荒”队伍的安全性。
1938年8月16日，由救济会出面包租的客轮“北京号”停靠在金陵路轮船码头。经过事前培训，700多位登船出发的“难民”们心里牢牢记住了：不唱抗日歌曲、不带抗日书籍、无论遭到如何盘问都一口咬定：垦荒干活，去养活自己……
出吴淞口前，汤镛等30多位带队党员“潜伏”在700多名难民积极分子中，时刻警惕着事态的发展。当船一出长江口，全船顿时活跃起来，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一船人都在热烈畅想着未来的生活。
在温州登岸后，难民们分成12个大队，分别由党员骨干带领，经青田、丽水，到达金华。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前，还要经过好几个国民党县政府，必须和县长们打招呼，给难民们提供食宿供给。
当时负责联络的是丁公量同志，他那时是新四军军部的交通员。凭着一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片，丁公量机智地与那些国民党“县老爷”们斡旋，施压有术，妙语不断，比电视剧里的情节还要精彩呢。
终于，一个个关口，顺利拿下。难民们得以在沿途丽水、寿昌、歙县、岩寺、太平等地就地休养，再继续翻山越岭跋涉，终于安全到达了云岭。
令人格外欣慰的是，700人历经近一个月的“移民垦荒”，绕道浙江，连过租界、日本兵和国民党三道关卡，跋涉中没有一个人掉队，其中包括40多名年龄不到16岁的孩子。此后，我们又运送了第二批、第三批。
记者手记
银白相间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灰色的拉链衫，熨得平整清爽。
没有拐杖，不见轮椅，99岁的周克老人，站在洒满春阳的客厅里，微笑着，迎候我们。
并没有按着事先准备的提纲，老人寻着自己记忆的深浅，回忆着他在上海组织难民工作的几个重要节点。
3年多的难民工作，情势复杂，境况多艰。
讲到激动处，老人的双手在空中挥动着，仿佛在帮着他一起用力，回到那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岁月；讲到心酸处，老人停下来，伸手慢慢地将茶几上的白色纱布手帕取过来，捏在手里，捏了好一会儿；讲到兴奋处，老人的眼睛里，闪过青春的光，迸出激越的火。
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叙述，对一位99岁的老人来说，不啻是一场马拉松。
临别，他不忘叮嘱记者：“别把我个人写得太高了，你们小年轻是没经过那段日子，觉得很了不得。真生在那个年代，遇到过哪怕再多的动荡和苦难，许多同志都是凭着对党的信念，凭着对抗日必胜的信心，凭着一股子革命的劲儿，咬咬牙，都挺过来了。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近一个世纪的革命风雷，在老人从容的语调里，轰烈着，于无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