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宝钢建设

　　邓小平与宝钢建设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宝钢建设前期和初期，在上宝钢项目是否正确、是否要下马的巨大争议中，坚定地支持宝钢“搞下去”；二是在宝钢二期工程什么时候上的问题上，明确支持宝钢加快建设二期工程；三是在宝钢一期工程建设的关键时刻，对宝钢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以上三个方面，都体现出邓小平卓越的领导思想。

　　一、坚定地支持宝钢“搞下去”，体现了邓小平战略上的远见卓识。

早在宝钢项目酝酿期间，邓小平就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明确支持。1977年5月25日，原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向邓小平汇报，打算在沿海搞一个现代化的大钢厂。邓小平说：“要搞就搞个大的，花点钱，买些现代化的设备回来。”1978年2月9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讨论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的会议时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注重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日本钢铁公司君津制铁所时，对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四郎说：“就照这个样子，给中国建设一个钢厂。”他要求日本朋友一定要把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介绍给正在这里或即将来这里实习的中国工人。1978年12月23日，宝钢开工建设。不久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一直发展到在全国人大质询冶金部领导。对此，邓小平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同上海市领导谈话时说：“对于宝钢建设，市委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国内对宝钢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两天后，上海市委副书记陈锦华在宝钢党委会上传达邓小平的谈话。邓小平指出：“宝钢建设，中央已经定了，要搞下去，作用很大。但现在告宝钢状的人很多。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宝钢建设好。”

当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当时，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还未能影响中央关于宝钢项目的决策。所以，1980年国务院下令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热轧板、冷轧板）退货，损失最小。但是，邓小平的意见并非没有作用，而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一是鼓舞了宝钢人，二是影响了以后中央改变决策。在宝钢老领导的坚守下，在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努力下，宝钢没有“胎死腹中”，而是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竞争力最强、经济效益最好的钢铁企业。

二、支持宝钢加快建设二期工程，体现了邓小平务实和果断的决策风格。

宝钢一期工程是在度过了“下马风波”后，于1985年9月建成投产的。一期工程建成后，要不要上二期工程，如果上二期工程、什么时候上，成了一个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大问题。宝钢对二期工程的规划，在一期工程建设中就逐步形成了。对宝钢二期工程，国内虽然不像对宝钢一期工程的分歧那么大，但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反对上，多数人赞成上，但认为国家已经给宝钢一期工程投入了128亿巨额资金，紧接着再投二期，在全局的资金平衡上不合理，所以不要在“六五”期间上，而可以列入“七五”计划。这种意见并非毫无道理。但他们没有算过细账，其实宝钢二期工程第一年投资额很小，而一旦建成，对改变中国钢铁工业的落后面貌意义重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意见，对中央决定加快宝钢二期工程建设，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1984年2月15日视察正在紧张建设的宝钢一期工程。他在听取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的汇报后指出：“宝钢二期工程肯定要上，问题是什么时候上。原来国家计委考虑宝钢二期工程在‘七五’期间上，如果一九八五年只要两个亿，还可以考虑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仅仅过了9天，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谈到宝钢二期工程时说：“宝钢二期原来安排在‘七五’上马，现在每年进口1000万吨钢材，这种局面怎么扭转？宝钢二期工程早投产一年，就可以减少进口300万吨钢材，进口一吨钢材要300多美元。从长远看，宝钢二期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上。如果到‘七五’上，要推迟两年建成，这样很不利。宁肯借点债，付点利钱，我们早一点拿到钢材，总算起来，还是划得来的。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

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宝钢二期工程建设时间提前了两年，对宝钢建设早日发挥投资效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大大加快了全国冶金工业发展的步伐。邓小平在宝钢二期工程决策的关键时刻，到宝钢作实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认为宝钢加快上二期工程的建议是有说服力的，是有利于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这既是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又是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在领导工作中，务实与果断是应该密切结合的，前提和基础是务实。做到了务实，情况明了，就可以下决心了。这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情况明，决心大。

　　三、指明宝钢走学习创新的道路，体现了邓小平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1984年2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王震和陈国栋、胡立教等陪同下，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宝钢。他在听取汇报后，十分高兴地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他在视察宝钢主原料码头时指出：“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按照陈云的说法，“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但是，宝钢建设初期，国际舆论并不看好宝钢，有的外国媒体宣称，即使有日本专家直接指导，中国人也建设不好宝钢这样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即使建成了也管理不好，日本专家离开后，用不了几个月，宝钢就会瘫痪。

宝钢一期工程建设最紧张的1984年，宝钢人确实面临着两方面的巨大考验：一是能不能在1985年建成宝钢一期工程，二是宝钢一期工程建成后能不能管理好。客观地看，建不好甚至建不成、管不好甚至管不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宝钢能不能建成建好，能不能管好，这取决于宝钢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邓小平及时地为宝钢指明了方向，要求宝钢走学习创新的道路。

邓小平为宝钢的题词言简意赅。“掌握新技术”，是讲宝钢应该追求的目标，也就是他强调的“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办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要善于学习”，是讲掌握新技术是从学习开始的，并且强调学习有一个善于不善于的问题。“更要善于创新”，是讲掌握新技术，学习是重要的，创新则更重要，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并且强调创新也有一个善于不善于的问题。邓小平为宝钢的题词，短短16个字内涵很丰富，充满着唯物辩证法。他从多个视角谈了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怎么发展的问题。首先要实事求是承认落后，所以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老老实实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对我们来说是新的技术。但不能停留于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必须创新，走中国企业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提出的学习和创新都要“善于”，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只有“善于”，学习和创新才能成功。何谓“善于”，我觉得就是邓小平对成功因素的把握，他说，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成功。30多年来，宝钢把学习创新列为企业文化五要素之一，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坚持走开放式自主集成创新的道路。在引进、吸收、消化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面，宝钢是做得比较认真的，在创新方面，宝钢更是非常注重的。宝钢是买了外国人的装备和技术后，自主管理、自主生产制造、自主研发的中国企业，宝钢产品是地地道道的民族品牌。宝钢不仅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学习创新，一线员工也学习创新，一半左右的专利是“蓝领创新”的成果。目前，宝钢正在进行二次创业，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仍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