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创建的前夕，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建立了功勋。
便衣警卫重心移向中南海
大约在1949年的8月，中共中央领袖与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毛泽东正式迁移中南海究竟从哪一天开始计算，一直难以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因为从6月15日后，毛泽东工作完毕没有回香山，而是留住中南海的情况多了起来，因而安全警卫工作的重心，从此逐渐就由香山转移到中南海了。
据当时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李明回忆：“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纠察总队就先在中南海驻守了半年，后来中央警备团的几个连接替纠察总队守卫中南海，便衣保卫队也派了一个分队在中南海执行任务，纠察总队就陆续撤出来了。”
那时，北平街面上最多见的就是人力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不多，小轿车就更少见了。所以当中共领袖们频繁在城里活动，小汽车队一出现，进进出出中南海，就显得十分抢眼。
一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了中南海。他们一看到路上的小汽车多了起来，就分析可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了，多次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特别有一段时间，西单长安大戏院前，有时候晚上停靠的小汽车特别多，由此可以推测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看戏，特务们便蹲守在那里，寻找下手的机会。但由于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很严密，使特务分子根本无法靠近行刺。
毛泽东那时也很爱外出看戏。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每当他到戏院的时候，有关方面都要在沿途和戏院周围布置警戒，便衣队队员也参与执勤。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们，都身着便衣，散坐在戏院里的观众席位，每时每刻都提防着意外的发生，而戏院里的其他观众很难辨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由于长期生活战斗在山乡农村，搬进中南海之后，毛泽东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环境，而且毛泽东还有一个难以忍受的情况，就是感觉非常“不自由”。他出入中南海都得向叶子龙报告，身边还得带一大帮警卫随员。
毛泽东在中南海没住几天，就有点憋不住了。有一天，他突然对身边的卫士李家骥说：“小李，咱俩儿去北平郊区走走，怎么样？”
李家骥为难地说：“不能去，会出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我们马上就走。”毛泽东想出其不意地“冲出”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走走看看，和老百姓聊聊天。
这下子让李家骥陷入两难，他既不能违反中南海的警卫规矩，又不好不服从毛泽东的指示，怎么办呢？
迟疑有顷，李家骥无奈地说：“主席，我和您不一样，我必须执行规定的纪律，不然就要挨领导的批评、处分了。”
听李家骥这么一说，毛泽东也沉默了，继而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人民还算什么主席、领袖呢？我们共产党人，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了。”
过了片刻，毛泽东又感慨地对李家骥说：“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违规带枪进入会场的某部军长
1949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的先农坛召开庆祝大会，中共中央5位书记都将出席这个纪念大会，毛泽东还将在会上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
7月1日那天，奉命负责保卫出席大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便衣队队员们，按时来到了先农坛的庆祝会现场，并迅速站到了各自岗位上。庆祝会的主席台就设在体育场坐西向东的位置，在与会代表大都进入会场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也来到了会场。
就在这时，担任会场内警卫的便衣队队员接到大会门卫打来一个电话，报告说：某部一位军长违反规定带枪进入会场，因不听劝阻而被门卫下了枪。但那位军长不服气，和门卫发生了激烈争执。
此事直接关系大会的安全纪律，便衣队队员们立即通过秘书处工作人员向主持大会的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接过电话直接与那位军长通了话，在询问他的单位和姓名后，周恩来严肃地说：“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是中央的规定，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每个参会同志，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为什么要违反？”
那位军长得知与他通话的是周副主席，知道闯了大祸，赶快向周恩来检讨并承认错误。周恩来这才缓和了一下口气说：“若不是看在你是刚从前方回来的，认错态度比较好，今天不但要下你的枪，还要将你扣起来呢。现在，我准许你回单位继续检讨，听候处理！”
周恩来放下电话，还特地走到便衣队队员们面前，夸奖道：“好啊，你们这种认真、负责执行中央规定的精神，值得表扬。”
这时，毛泽东的汽车开来了。他在警卫战士的护卫下走上主席台，和全场的同志们一道欢呼：
“庆祝党的28岁生日！”
“中国共产党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先农坛体育场都沸腾了。
这是一个热烈的、隆重的、庆贺胜利的、激情洋溢的大会。大会圆满告结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陆续离开了会场。
细心的周恩来却没有忘记刚才受到批评的那位军长，他拉过便衣队员刘满昌，对他说：“请你把刚才那位在门口闹事的军长张振武找来。”
张振武军长一路小跑而来。他40岁上下，身材魁梧，面带威严，在长征时期他就是红军营长了，因作战勇猛，后升任为某部军长。不久前，他才从湖南前线调回北京。
周恩来伸出手来和张军长握了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向他询问了前线的一些情况，继而问他对刚才的事有什么想法？
张军长激动地说：“报告周副主席！是我错了。向您承认错误后，我也向负责门卫的同志做了自我批评。我原来片面地认为军人应该枪不离身，对中央规定开会不许带武器的安全考虑并不理解。所以犯了错误，我再次向您检讨。”
周恩来说：“你能很快认识错误这很好。共产党员，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必要。希望你回到部队也以这个事件来教育广大干部和战士，使我们的部队成为既能打仗，又会建设，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今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需要这样的军队来捍卫。”
周恩来的话，让张军长的紧张情绪逐渐松弛下来。他站起身来向周恩来保证：“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周恩来满意地笑了，同他一起乘车离开了体育场。
便衣队区队长以身挡“刺客”
1949年下半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将要召开，其安全警卫工作是建国前夕最重大的政治保卫任务，也是为开国大典进行的一次安全警卫预演。
为了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中央社会部和军委公安部都作出了重要指示，由中央警卫处、便衣保卫队、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组成了保卫政协联合指挥所，对保卫政协大会实行统一领导。
与此同时，驻守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的个别队员还奉命执行了一项绝对保密的政治任务。
就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专门找进驻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忠谈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大任务，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而此时刘忠听着李福坤的交代，心中不禁有点疑惑地问道：“李处长，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就是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吗？”
李福坤看出了刘忠的不解，接着说道：“这次交给你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来刺杀或暗害毛主席。”
“我们现在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准备把你安排到这人右前面的座位上，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你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你切不可有半点疏忽，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要当一回政协会议代表，我们会发给你一张代表证。”
领受了任务的刘忠，内心再难平抑下来。他想，一切都豁出去了，个人生死早已不在话下，一切行动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坚决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政协召开预备会议那天，毛泽东也到会了。刘忠也以代表的身份，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当会休时间，许多代表步出会场稍事休息。刘忠见毛泽东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身，而他座位左后的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内心一阵紧张，赶快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刘忠的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他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他说：“你为什么挡我的道，我要去看毛主席！”刘忠也强词夺理道：“我在给你闪道，你还老挤我。我几次给你腾道，你又不走，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一时会场内吵嚷成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了吵闹声，回过头来。这时刘忠发现，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着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李福坤等人，他们几乎把毛泽东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他心里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尽力阻挡他的脚步，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根本看不见了，他才放过了身后的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动手，他们就立即上去接应。
据说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好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不得而知。但一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束，在此期间，刘忠时刻准备着冲上前去，用自己的生命和赤诚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他也由此有幸成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持有代表证的非代表。
（摘自《领袖身边特殊卫队》王凡刘东平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