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多夫死后不到一个月，莫斯科在审判托洛茨基以前的政敌布哈林等人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时，再次判处托洛茨基死刑。可问题是怎样来执行这个已被判了几次死刑的人的死刑呢？
图片说明：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被多次判处死刑
列宁逝世后，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托洛茨基于1927年10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两个月后，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又被开除出党。次年1月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但在那里他并未停止领导反对派的工作，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遂于1929年1月把他驱逐出境。托洛茨基一行先是定居于土耳其，后移居法国和挪威，1937年1月又迁居墨西哥，住在小镇考约阿康。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一直没有放弃反对斯大林的活动，并拼凑了所谓的“第四国际”。而斯大林也把托洛茨基看成了一个必须除掉的瘟神。
1936年8月19日莫斯科在公审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案”时，被带上法庭的虽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但托洛茨基被指控为该案的罪魁祸首。8月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一方面宣布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罪犯”死刑，另一方面宣布：“现在留居国外之托洛茨基及其子谢多夫确系暗杀苏维埃政府和联共(布)领导者的暗杀团之主谋者，曾直接参加与亲身领导这些暗杀工作，如遇在苏联境内发现该父子之行踪时，应立即逮捕，要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判之。”
1937年1月莫斯科在审判皮达可夫等人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时，再次指控托洛茨基父子是各种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者、指示者，并宣布判处该父子死刑。
5个月后，托洛茨基从墨西哥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发来一封电报，电报说：“斯大林的政策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导致了彻底的失败。唯一挽救的办法是激进地转向苏维埃民主，从公布最新的诉讼程序开始。在这条道路上我将给予完全的支持。”斯大林见到这封电报后恼怒地在上面批示：“奸细的嘴脸。希特勒的厚颜无耻的奸细。”
1938年2月15～16日夜间，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突然在巴黎的一家医院神秘死亡。关于谢多夫的死因尽管迄今仍未明确，但人们大都怀疑他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暗杀致死。托洛茨基本人同样持这种怀疑态度。
然而，曾成功组织了对托洛茨基刺杀的苏联内务机关官员苏多普拉托夫将军指出，谢多夫并非死于暗杀。他说：尽管谢多夫的死因非常蹊跷，“但无论是在他的档案中，还是在托派的共产国际材料中，我都未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如果谢多夫是被谋杀而死的，那么就会有人获得政府颁发的奖赏，要不也会有人争功请赏。”苏联特工“在向叶若夫报告谢多夫死于巴黎这一情况时只是提及了他的自然死亡原因”。
谢多夫死后不到一个月，莫斯科在审判托洛茨基以前的政敌布哈林等人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时，再次判处托洛茨基死刑。可问题是怎样来执行这个已被判了几次死刑的人的死刑呢？
斯大林下令干掉托洛茨基
在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境外侦察处副处长施皮格尔格拉斯就受领了干掉托洛茨基的任务，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一直没得手。1938年11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决定起用苏多普拉托夫来组织实施暗杀任务。
1939年3月的一天，贝利亚带着苏多普拉托夫面见了斯大林。他向斯大林报告了自己的意图，并请求任命苏多普拉托夫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局副局长。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强调了除掉托洛茨基的意义：“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消除。”斯大林强调，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趁着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尚未爆发。不消灭托洛茨基，我们就不能保证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时，国际共运的盟友们会支持我们。
接着斯大林叮嘱苏多普拉托夫，他的任务是领导一个战斗小组执行刺杀任务，他要直接向贝利亚报告情况，而不必向任何其他人报告，但执行此次行动的所有责任由他承担；他必须亲自将特别行动小组从欧洲派往托洛茨基侨居的墨西哥。最后斯大林鼓励道：这次行动一旦成功，“党永远也不会忘记参与行动的人，党将不但会关怀他们本人，而且还将照顾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
在这次会见之前，贝利亚已把苏联驻西班牙情报站站长艾廷贡召了回来。艾廷贡与苏多普拉托夫关系密切，在工作上能配合默契，当时正在法国开展活动。这次会见之后，贝利亚告诉苏多普拉托夫，艾廷贡将是参与此次行动的一名重要人选。随后苏多普拉托夫和艾廷贡开始具体研究行刺计划。
艾廷贡向苏多普拉托夫建议，这次行动的代号叫“鸭子”。先在巴黎建立两个互不知道对方存在的独立的行刺小组，然后分别将它们派遣到墨西哥。第一个小组代号为“骏马”，由戴·阿·西克罗斯领导；第二个小组代号为“母亲”，由卡里达德·梅尔卡德尔领导，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德尔应是这个小组的重要成员。
这里略微介绍一下拉蒙·梅尔卡德尔，因为后来正是他亲手杀死了托洛茨基。
早在1938年夏，艾廷贡就把已成为苏联间谍的拉蒙从巴塞罗那派往巴黎。这年9月，拉蒙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也在巴黎、与托洛茨基一家交往很深的女青年西尔维亚·阿格洛夫。根据艾廷贡的指示，拉蒙当时扮演的是这样一种形象：一位冒险猎奇、挥金如土的年轻商人，有时向朋友或是自己所同情的人提供资助，但对这些人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又表现得毫无兴趣，更不接受加入他们的组织或参与他们活动的建议。由于拉蒙在西尔维亚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种形象，又长得机灵而帅气，再加上他对西尔维亚的热烈追求和舍得在她身上花钱，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成为情侣。
苏多普拉托夫对艾廷贡的上述建议表示赞同，随后他们将商定的计划向贝利亚作了汇报。
刺杀小组进入墨西哥
1939年6月，苏多普拉托夫和艾廷贡一同来到了巴黎。苏多普拉托夫着重考察了西克罗斯小组，艾廷贡着重考察了卡里达德及拉蒙小组，并对该小组进行了训练。
同年8月，卡里达德及拉蒙小组被转运到了纽约，10月艾廷贡也来到了这座城市，并在那里开办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以作为这次刺杀行动的秘密指挥部和联络中心。这个时候，西克罗斯小组已被直接送到了墨西哥。1939年末，拉蒙以商业上的理由和署名为“弗兰克·杰克逊”的伪造的加拿大护照，也来到了墨西哥。
艾廷贡给两个小组分别下达的任务是：西克罗斯小组用直接攻占托洛茨基住所的方式将其杀死；卡里达德小组则要以拉蒙为主角，他应利用与西尔维亚的恋爱关系逐渐接近托洛茨基，伺机行刺。
西尔维亚在拉蒙之前就从巴黎回到了她的出生地纽约，拉蒙在墨西哥落脚后不久，1940年初，西尔维亚也来到了此地。通过西尔维亚的引见，拉蒙与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员有了一些接触。在这些人面前，拉蒙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既不对他们从事的事业产生兴趣，也不设法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仍然装扮成一名有钱的生意人，并向托洛茨基等人的活动提供资助，而他之所以要提供这种资助，似乎是“出于自己性格怪癖”，而不是因为他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
起初，艾廷贡和他的上司苏多普拉托夫及贝利亚把重点放在了西克罗斯小组。苏多普拉托夫把曾在托洛茨基身边工作过的苏联女特工玛丽亚·德·拉斯·埃拉斯提供的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她对托洛茨基保镖的鉴定，以及对托洛茨基秘书处活动的分析资料，一并提供给了西克罗斯小组。贝利亚则把在西欧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格里古列维奇召回，让他到墨西哥去加强西克罗斯小组。1940年1月格里古列维奇到达墨西哥，不久他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谢尔登·哈特交上了朋友。
这个时候，斯大林已通过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希特勒化敌为友，而前不久他还大骂托洛茨基是希特勒的奸细，这一情况让斯大林深感尴尬和难堪。恰在此时——1940年4月25日，托洛茨基又发表了《给苏联工人的信：你们受骗了》呼吁书，其中写道：“进行十月革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新的寄生虫。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迟迟未来到，由于俄国工人阶级的疲惫和(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落后，特别是农民的落后，在苏维埃共和国的肌体上又产生了一个反人民的、强暴的和寄生的阶层，其首领是斯大林……”接着，托洛茨基号召举行起义来反对这个“新阶层”，而为了准备“这一起义，需要一个新的党，一个勇敢的、诚实的、革命的先进工人组织。第四国际所抱的宗旨就是在苏联建立一个这样的党”。
斯大林读完这份呼吁书后叫来了贝利亚，恼怒地警告说，他对这一切已经厌烦了，他怀疑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否想了结这件事。贝利亚随之督促苏多普拉托夫和艾廷贡加快工作进度，因为现在离斯大林去年3月提出的在一年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的要求已过期一个月了，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于是西克罗斯小组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采取了行动。
西克罗斯小组刺杀失败
1940年5月23日，轮到哈特为托洛茨基的别墅值班。黎明时分格里古列维奇敲开了别墅的大门，门刚被打开，西克罗斯小组的人员便冲了进去，并用步枪向托洛茨基所住的房间疯狂射击。由于是隔着门向里扫射的，所以不易击中，托洛茨基的夫人在被枪声惊醒后急忙抱着丈夫滚到了床下，夫妻二人因此毫发未损，但他们睡在另一房间的孙子则被炸伤。
袭击行动进行了大约20分钟，由于哈特与格里古列维奇相识，担心哈特会供出凶手，所以把他干掉了。事件发生后，以萨拉扎尔为首的一伙墨西哥警察马上赶到了现场。他们发现托洛茨基一家的房间里弹痕累累，硝烟弥漫，而全家竟在这样的打击中无一人丧生，感到甚难理解，不久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是托洛茨基本人为了某种个人目的组织了这次袭击。这种“个人目的”就是：毁损他的死对头斯大林的声誉和敦促墨西哥警方加强对他住宅的警备。这种想法一经产生，墨西哥警方便把托洛茨基及其周围人当成主要嫌疑对象。
对墨西哥警方的这种做法，托洛茨基甚是气恼，但又无可奈何，只得给墨西哥总统写信求助。求助信看来起到了积极作用，托洛茨基住宅的防御能力很快就得到了加强：在他的房门上安装了铁甲，窗户安上了钢制的百叶窗，垒高了院子的围墙，增建了瞭望岗楼，还送给了托洛茨基一件防弹的马甲。显然，以后想再采用这种突袭的方式刺杀托洛茨基变得更加困难了。
刺杀行动失败后，贝利亚很生气，甚至对西克罗斯小组的忠诚产生了怀疑。苏多普拉托夫向他解释说，失败的原因在于事先准备不足，该小组成员缺乏经验，专业水平也较低，但他们对事业的真诚毋庸置疑。
拉蒙独力完成刺杀
不久后，艾廷贡给苏多普拉托夫传来新消息，说拉蒙在接近托洛茨基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若能获得批准，他打算实施另一方案，即安排拉蒙去行刺托洛茨基。对于这一方案，苏多普拉托夫本不陌生，但当真要实施时他却产生了顾虑，因为一旦拉蒙在行刺时被捕，就有可能因招供而导致针对托洛茨基及其党羽的整个苏联特工网的瓦解。于是他向贝利亚汇报和请示。贝利亚也感到不好定夺，两人一起去面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在弄清了事情的缘由后向他们重申，除托洛茨基本人外，在他的营垒中并无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因此，“对托洛茨基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整个托洛茨基运动的破产……应着手实施另一套方案”。
艾廷贡在得知莫斯科已同意实施另一套方案的消息后，立即与拉蒙一起研究了托洛茨基别墅的警戒系统，以便选取刺杀所用的武器。最后达成的共识是，用刀子或登山运动员使用的冰斧，因为这种武器便于隐藏和携带，而且在行刺时不会发出大的响声，从而不易被托洛茨基的警卫人员发觉而及时赶来救援，这样拉蒙在刺死托洛茨基后便有机会逃脱。其次他们还研究了拉蒙一旦被捉住将如何回答他的行刺动机的问题。他们认为拉蒙应把这次行动说成是出于他个人对托洛茨基的厌恶，是为了报私仇。具体来说拉蒙可作这样的回答：他听说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西尔维亚同他结婚，他是为了同西尔维亚的爱情才这么干的。此外，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将他捐助的资金用于个人目的，而不是用于组织的需要。托洛茨基本人则力劝他参加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以谋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所有这些都让他忍无可忍，因此才下定决心干掉他的仇敌托洛茨基。
1940年8月20日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但拉蒙却在这天晚上身穿雨衣来到了托洛茨基家中，雨衣口袋里装着一把锋利的小凿冰斧。进屋后，拉蒙把雨衣轻轻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拿出一篇为托洛茨基辩护的文章请他修改。就在托洛茨基聚精会神地阅读此文时，拉蒙悄悄地取出了冰斧。接着他举起冰斧，向托洛茨基的头部猛力砸去，但就在冰斧落下的一刹那，托洛茨基略微转了一下头，结果改变了受打击的部位，未能将他当场杀死。但托洛茨基当即血流如注，并放声哀嚎。殷红的鲜血和凄厉的哀嚎声竟让这名杀手一时乱了方寸。听到惨叫声的警卫人员迅速冲进房间，将正惊慌失措的拉蒙擒获。
正坐在别墅外的汽车里等待拉蒙的艾廷贡等人发现别墅里已明显乱作一团后，不得不悄悄撤离。托洛茨基则于第二天在医院里去世。
得到托洛茨基被刺身亡的消息后，贝利亚非常高兴，表示要给艾廷贡等人以奖励，同时指示苏多普拉托夫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拉蒙，所聘用的律师需要证明这起谋杀案纯属托洛茨基运动的内讧及混乱所致。后来的事实证明，拉蒙提供的证词给了律师很大帮助。整个受审期间，拉蒙始终坚持他曾与艾廷贡商定的关于刺杀动机的说法，拒不承认此事与苏联情报部门有关。这样一来，这一事件不仅没有把莫斯科置于窘境，反而为它攻击、嘲弄托洛茨基及其党徒提供了口实。
1940年8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一条简讯：“塔斯社伦敦8月22日电。伦敦电台今天报道：托洛茨基因其亲信之一的暗杀，颅骨破裂而在墨西哥医院去世。”同一天，《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国际间谍之死》的社论。社论一上来讲的仍是托洛茨基是被谁人所杀，而且借用的还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消息：“据美国报纸报道，近年来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遭人暗杀。刺客为雅克·莫尔丹·汪顿德拉伊什，是托洛茨基的亲信和追随者之一。”接着社论按时间顺序一一列举了托洛茨基的历史“罪状”，而这些“罪状”表明，“托洛茨基走过了一条从事背叛和出卖、政治上的两面派和伪装的漫长道路”。社论的最后部分再次强调了是谁刺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陷入自己织成的罗网无法自拔而堕落到人格极端蜕化。正是他的拥护者们杀死了他……曾经策划过凶狠地暗杀基洛夫、古比雪夫、马·高尔基的托洛茨基，他本人成了他自己炮制的阴谋、背叛和罪恶活动的牺牲品。这个卑鄙的人就这样不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额头上刻着国际间谍和杀人犯的印记走进了坟墓。”
1960年5月6日，被判刑20年的拉蒙获释出狱，苏联方面先安排他去了古巴，很快又把他接到了苏联。5月2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赫鲁晓夫报告了拉蒙获释一事。5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项非公开的命令：“因完成一项特别任务并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出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授予佩尔谢·拉蒙·伊万诺维奇同志苏联英雄称号，同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