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党建文汇》
不过组织生活的“特别党员”
什么是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党员通常都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
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
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二是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这是为特别党员的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
中共特别党员不完全名单
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1915年8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从1922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他还参与了营救活动。1929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
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代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1931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胡鄂公(1884-1951)
湖北江陵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会”的干事长，后是“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成员，又曾在天津组建“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民国成立后，胡鄂公于1912年4月加入共和党，并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3年4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议会中与张伯烈等组成新共和党。1921年，他与熊德山、汪剑农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1922年12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
胡鄂公的政治色彩十分斑驳。他的入党有一个历史背景：中共成立后，逐渐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更加宽广的政治领域，与上层政界人物的联系也日渐增多。胡鄂公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入党。1924年1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工作。他还以议员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1924年7月，他联合参、众两院的进步议员和进步团体，发起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并创办《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
1927年11月，胡鄂公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
江浩(？-1930)
原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一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据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载：在大革命期间，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江浩在回国途中患病，死于海参崴。
刘少白(1883-1968)
山西兴县人，晚清贡生、民国议员。
“五·四”运动后，刘少白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其女刘亚雄是中共较早的女党员之一)。刘少白曾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当年，北京虎坊桥的刘少白公馆，曾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刘少白曾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有王若飞、杨献珍等。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也由他转送。
1937年初，他回到太原，积极投身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刘少白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此前他实际上已是“秘密党员”了。
此后，刘少白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的经济部长，负责征集粮草，支援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赵寿山(1894-1965)
原名赵生龄，1894年11月12日生于陕西户县北乡定舟村。1924年加入西北军杨虎城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订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1935年后，逐步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他曾向杨虎城建议联共反蒋抗日。西安事变中，他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负责指挥西安市内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寿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七·七”事变后，他率17师参加了河北保定新安镇阻击战和漕河、阜河对日作战，10月率部在娘子关激战13昼夜，重创日军。1937年底他到延安会见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主张，接受中共领导。1938年1月所部开赴晋东南，接受第二战区东路军朱德、彭德怀指挥，配合八路军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同年夏升任第38军军长，在中条山地区坚持抗日作战，挫败了日军11次“扫荡”。1942年，赵寿山秘密加入中共。
1947年，他利用“出国考察水利”的准备时间，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于1947年3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为解放西北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历史悬案：少帅也是中共党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封电报：“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这段文字表明张学良入党确有其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主持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询问过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元帅。“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这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这封信里称张学良为同志，称杨虎城却没有称同志。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特将高崇民先生怀念张学良诗中“一人憔悴在东南”句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如果联系张学良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背景，可能不难理解周恩来突出“奋斗”之心意。
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也曾对记者说：“我就是共产党呀。”
也许，少帅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将成为一桩历史悬案(类似的有争议的情况还有宋庆龄等)，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证实了。但他们是不是中共党员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都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