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从1999年毕业后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打工，漫画编辑、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物流拣货员、快递员……20年间，他换了19份工作。
2020年，失业数月的胡安焉在网上发表随笔，其中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爆火。以此为机缘，今年3月他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正式出版。经由此书，将那些游走在边缘的人群推进了公众的视野。但在胡安焉看来，这些记录无关底层或苦难，只是见证一个人的沉浮与他所经历的人生。“都只是谋生手段。”胡安焉说，“我希望通过写作来确立自我。”
壹
“我总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负的境地，然后被迫逃离。”
44岁的胡安焉如今定居成都。他和妻子租住的60平方米小屋里，除了成箱的书，还养了一只猫。房子异常整洁，给人一种井然有序的感觉。也许这正是他如今状态的投射——“平和自洽，”胡安焉笑着说，“换个庸俗的说法，就是与生活和解了。”
在“和解”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就像他解读的契诃夫小说一样，“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让人没有归属”。
胡安焉生于广州，中专读家电维修，大专读广告专业，“但我读的是夜大”。而他早期的工作，如酒店服务生、服装店和加油站营业员、快餐连锁店送餐员，都不可避免地和夜校时间冲撞了。
他勉力维持着学习和工作的平衡，甚至一度因卖力工作惹来同事不满，因为这无形中拔高了大家工作的“标准”。尽管这种卖力，不过是类似于“多码了几张椅子”这样的事情。
同事之间经常发生与利益相关的纠葛和算计，这令他不安。“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
他以为大专毕业后，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就不必频繁地与人打交道了。他先后进入一家广州漫画社和漫画资讯杂志，结果这里产出的几乎都是粗糙的盗版物和廉价的幽默作品。他和几个热血的朋友决定离职北上过“流浪”生活。
2004年，胡安焉来到北京，在一家文印店找到第九份工作。与他同来的朋友们执意要过一种理想主义生活，认为“工作是社会机器对人的奴役”，劝他辞去工作。他听从了。为了节省开支，还从通州搬去更偏远的燕郊，众人分摊房租，每月只需500元。可是经济的窘迫毕竟是个实际的困扰，最终，他返回了老家。
不过，北京这段经历让他开始习惯自省。那帮“幼稚”的朋友，他们的反叛和追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启蒙，让我认识到，原来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家赋闲数月后，他去了一家影音器材期刊做编辑，之后又随同事创业办汽车会刊。父亲生病后，他在家照顾数月，又重返动漫行业。公司的运营模式迫使他们经常“洗稿”，而他自觉“太无能”，“即使投身污浊的洪流，经济情况仍然是月光状态”。
当时的女朋友对他很不满，为了挣钱，他和一名同学去越南考察商机，但不确定性太多，只好退而求其次，到南宁合作开女装店。
除了各种难缠的顾客，更令他沮丧的是同楼层的竞争者。后来，女朋友和他分手了，这让他感到一种“解脱”，但同时又被一种茫然的失落感笼罩。
在南宁待了两年后，他和同学拆伙，回家。
那年，他正好30岁。面对财务自由的老朋友，心中还是会有一种“自卑感”。10年的打工经历，也加深了他对人群的恐惧。于是，胡安焉开始写作。他以名家为师，模仿练习，勤做笔记，在文学论坛上混了两年。但稿酬微薄，难以维系生活，他只能继续工作。
接下来几年，他先在广州做网店卖衣服，又搬去云南下关做商场保安、烘焙店学徒，去上海做便利店夜班店员、自行车店销售，到大理开零食店、摆地摊、做卤味，最后回到广东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拣货员。
“几乎所有的工作对我而言都是徒劳的重复，”胡安焉说，“我不懂得改进自己，总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负的境地，然后被迫逃离。”
贰
“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
2018年，为了现在的妻子，胡安焉又一次来到北京。不同于上次的满腔热血，重返北京的第一天，他就开始找工作。招聘网站将他推荐到顺丰快递。
作为“快递界的海底捞”，顺丰有口皆碑，但身在其中的胡安焉却深感疲惫。
站点主管设置的一些规则，如要求员工在派件时主动提出帮带垃圾，好评数排名靠后者会被揪出来“示众”，晚上下班后还要开例会抓纪律……这些都让极度“社恐”的胡安焉不太适应。
直到这年7月，他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小时工没有医保。这让他萌生了离职的念头，“双11”即将来临前，他转到了品骏快递。
相对而言，“品骏的每个快递员更平等，彼此互不干涉，虽然新人也要从差的片区入手，但调整的机会更多也更公平”。但工作中，依然会冒出各种意外。他曾被偷过价值上千元的快递，也多次自掏腰包为客户自己的失误买单，比如客户自己填错地址却偏要责难快递，几个来回下来，耗时不说，有时还会遭到无理投诉。
“但送快递从未让我感到屈辱。”胡安焉说，“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大多是很尊重我的。”他解释道，书中的一些经历，为了商业也好，叙事也好，难免要写到一些摩擦碰撞，但这份工作的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
他算过一笔账，北京快递员平均月工资7000元，每月工作按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刨去卸货、分拣和装车的固定时间成本，剩下每天派件约9小时，那么每小时得产出30元。而一个快件平均2元，等于他每4分钟就要送出一个快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吃饭还是上厕所，都“太奢侈了。”
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快递行业带有剥削或压榨属性。“本质上这份工作是自己的选择，并且它的工资还是相对可观的。”
在品骏那段日子，他过得轻松惬意，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
后来品骏解散，业务转给顺丰，2019年末，胡安焉也结束了在北京的工作。临走前，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告知客户自己不再配送快递，很多客户留言点赞，感谢他的付出。其中一条评论说道：“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
“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在书中写道，因为这名客户没有必要违心地奉承，而这句话，也是他对自己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自我总结。
叁
他将自己的各种工作经历扩写成了一本书
胡安焉是他的笔名。“胡”即文言文里的“为什么”，“安”和“焉”都是疑问代词。他用这个笔名来表达内心的不安。
这种“不安”在2020年化作他重启写作的动力。他以第一人称视角，写下他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拣货员的经历。没想到这篇文章意外爆火，在豆瓣收获3700多次转发，上万个点赞。当年4月，文学机构“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联系上胡安焉，跟他约稿，鼓励他尝试非虚构写作。
“当机会出现，我就要去兑现它们。”胡安焉坦言，外界的反馈让他有一种在黑暗中行走多年，突然照见光明的即视感。为此，他尝试介入非虚构写作，从自己漫长的打工经历中打捞出值得书写的内容。
根据编辑的建议，他将自己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写出来。这篇文章起初名叫《派件》，后来以《我在北京派快件》为题，发表在《读库2103》上。随着各界反馈越来越多，浦睿文化的编辑找上胡安焉，希望他能将自己的各种工作经历扩写成一本书。很快，他就完成了这部书稿。
近些年，陈年喜、范雨素、王计兵等“打工写作者”纷纷涌现，胡安焉是这个集体中最新的一员。有些人将他们的写作称为“底层写作”。胡安焉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
“我从来没有带着所谓的‘底层意识’去写作，我也不是从‘底层关注’的角度去写。”他强调，“我写的是个人经历，而不是我所属群体或阶层的现状或处境。”他想澄清的是，从头到尾，他只是在写“如何接受和确立自我”，并且尽可能客观，避免教导别人。“我越来越感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一旦退去，胡安焉便会全身心投入写作。“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带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幸福感说道。
在胡安焉身上，你能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清醒。他虽然热爱写作，但并不因此贬低“打工”。
“一个人，他的价值或尊严，跟他的外部成就关系不大，而是要看他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胡安焉说，“送快递，只要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地做，那你的价值不会低于一个写作者。我从来不认为出版或发表作品，是比送快递更了不起、更崇高、更有价值、更成功的一个事情。”
文/李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