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一种中国境内前所未见的史前遗存。如何对其进行准确断代？他广为求教。其中一位欧洲考古学家，便是亲手发掘了罗马尼亚库库滕遗址的德国考古学家胡伯特·施密特。翌年，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仰韶文化彩陶首次进入欧洲考古学家的视野。如今，仰韶文化与库库滕—特里波利耶文化在文化进程和总体特征上的相似性依然引人遐思。
中国考古人首次在欧洲发掘
库库滕—特里波利耶文化是东南欧地区一支重要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范围为公元前5000-公元前2800年。该文化因罗马尼亚境内的库库滕遗址、乌克兰境内的特里波利耶遗址这两处典型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以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而闻名。库库滕—特里波利耶文化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西起喀尔巴阡山东麓，东抵第聂伯河左岸，覆盖了近3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2019年7-9月，中国—罗马尼亚联合考古项目在欧洲史前文化的发祥地东南欧进行，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欧洲的土地上进行考古发掘。该项目研究团队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罗马尼亚科学院雅西考古研究所、雅西摩尔多瓦国立博物馆等多家单位的十余位科研人员组成。
本次发掘的遗址位于罗马尼亚雅西市以南的多布若瓦茨村，其西北约70公里便是库库滕遗址。2019年和2023年，联合考古队对四座房屋的倒塌堆积进行了重点揭露和清理，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红烧土房屋、用于丢弃生活垃圾的灰坑等遗迹，还有大量陶片、石器和骨器等遗物，其中有不少绘有精美纹饰的彩陶片。纹饰主题以库库滕文化早期常见的红衣白彩音符状S形及螺旋形纹为主。时隔百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得以从亲手发掘出的彩陶片中，一窥安特生笔下库库滕文化的风采。
除引人注目的彩陶外，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是库库滕文化中最常见的一类遗存，也是我们考古发掘揭露的主要对象。这些红烧土块原本都是木骨泥墙房屋的组成部分，在大多数红烧土块的表面，半圆形或方形的木骨印痕清晰可见。其坚硬的质地表明，房屋在废弃的过程中曾经过剧烈的焚烧。作为承重框架的是嵌于草拌泥中的木骨，被烧蚀后不堪重负，整座房屋便轰然倒塌，从而形成了如今看到的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通常草拌泥房屋着火后，泥土变成红烧土，木骨会形成木炭，但让人困惑的是，目前揭露的红烧土房屋堆积下，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大块的木炭。
类似的遗存其实在国内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重要遗址中也有发现，比如大溪文化的关庙山遗址、大汶口文化的尉迟寺遗址、仰韶文化的大河村遗址及八里岗遗址等。然而，以前对遗址中遇到的此类遗物重视程度不足，大多只将其作为史前建筑碎块简单记录和采样。在此次中罗合作发掘中，我们认识到了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本身的复杂性，看似普通的红烧土块其实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当时的建筑材料、建造技术、废弃和倒塌堆积形成原因等。
针对这种特殊的考古遗存，我们借鉴了罗马尼亚同行在长期发掘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为了最大程度地记录红烧土块上的木骨印痕、复原房屋木质框架的搭建方式，我们在提取红烧土块后，都会按网格对红烧土块在沙盘上进行现场翻转拼合，然后进行三维摄影和计算机建模。
彩陶：迷人的相似性
百年前，安特生对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关注，使其能够迅速意识到在中国发现的这批彩陶可能跟欧洲史前遗址中所发现的一样古老。他所依据的标尺，正是彩陶这种艺术特征鲜明的文化元素。然而，地质学出身的安特生并没有注意到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而是将他在地质学、古环境学、古生物学等自然学科中奉为圭臬的“均变论”照搬到了考古学研究中，最终导致其将中国的仰韶文化与西方的彩陶文化视为同源的错误认识。
目前，虽然我们在库库滕文化时期(4800BC-2800BC)的遗迹中还未发现确切属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但库库滕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具有的若干文化特征，都与大致同时期的仰韶文化高度相似，印证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般性规律。
比如，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两者皆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库库滕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少量红铜制品，而仰韶文化晚期则被认为是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开端。二者的生业经济形态皆以旱作农业为主(库库滕文化以麦类为主、仰韶文化以粟和黍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库库滕文化偏重家牛，仰韶文化则多家猪)与狩猎采集。二者都有发达的制陶业，流行使用彩陶，聚落内部的分层和分化不明显，个体之间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二者的时空拓展皆以人群不断向周边适宜农耕地带的扩散为主要驱动力，聚落布局较规整，都发现了大型向心型聚落。二者房屋的营建方式以木骨泥墙为主，在废弃时往往会产生聚落规模的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等。然而，库库滕文化自发现以来的百余年间，从未在聚落周边发现成规模、单独规划的公共墓地，这一点与注重葬仪的仰韶文化迥然不同。
正如安特生早年所注意到的，库库滕文化与仰韶文化在彩陶上确实有许多相似性。在库库滕文化晚期(3500BC-2800BC)，一些典型的彩陶在器型和纹饰上与我国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3100BC-2000BC)的彩陶表现出耐人寻味的趋同性。马家窑文化作为仰韶文化晚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继续发展，创造出了第二个史前彩陶艺术的高峰。由庙底沟时期流行的对鸟纹演变而成的对旋纹是马家窑文化早期的一类典型纹饰，这类纹饰在库库滕文化晚期也较为常见。此外，庙底沟时期的弧边三角纹、马家窑早期的同心圆圈纹等，在库库滕文化晚期也能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纹饰元素。尤其是库库滕文化晚期出现的一类斜腹平底直口彩陶盆，不论从器型还是从彩绘的布局和构图方式，都会让人联想到与之神似的庙底沟文化典型的曲腹彩陶盆。
埋下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种子
马家窑文化与库库滕文化虽无直接接触，但它们都为之后开启的中西文化交流埋下了生命力旺盛的种子。
库库滕文化在其发展末期(3000BC-2800BC)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变革。处于森林草原生态过渡带上的一些超大型向心聚落，在环境变化的刺激下纷纷解体，导致大量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向东扩散，进入环黑海北岸的森林草原地带。在气候转向干冷的背景下，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逐渐变为以牛、羊等食草家畜为主的畜牧业，人群的游动性在频率和广度上由此得到空前释放。相邻区域之间人群的交流互动产生了“接力赛”效应，加速了冶金术的传播，从而使得欧亚大陆由西向东渐次步入青铜时代。如果说库库滕文化的崩溃客观上为欧亚大陆早期冶金术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股波澜的前锋在大约八百年后最先抵达了中国西北地区。比如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发现了铜器，以及铜矿石、冶炼渣、冶炼炉壁碎块、鼓风管和石范，这都是代表本地冶铜生产的证据。
至迟在公元前两千纪后半叶的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发掘的多布若瓦茨遗址，在库库滕文化时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有大规模人类活动的迹象。直到约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1500BC-1000BC)，一群早期铁器时代的先民才又在此处定居生活。他们遗留的主要活动迹象是一座座平面呈圆形的灰坑。通过对这些灰坑采集土样、进行浮选，我们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炭化黍粒。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欧洲地区发现早期黍类农作物遗存。
作为中国本土起源和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之一，黍具有生长周期短、耐寒、抗旱的生物学优势特性，深受许多处于生态边缘地带、具有高度流动性人群的青睐。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随着欧亚大陆北部气候转向干旱，早前的农业人群逐渐开启了游牧化进程。不同人群在东西方向的季节性迁徙与相互交流，形成了“史前丝绸之路”。就是顺着这条欧亚大陆的“史前丝绸之路”，中国北方起源的黍被人们有意选择进行栽种和传播，穿越中亚和近东，最终到达欧洲。这一粒毫不起眼的黍，当之无愧地成为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欧亚大陆另一侧，至迟在公元前两千纪初，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2300BC-2000BC)沿着河西走廊继续向西挺进，直到新疆东部的哈密绿洲，并将彩陶这一文化元素带入新疆，开启了这一地区长达千余年的彩陶文化传统。到了距今4000多年，出现了考古证据上可见的最早的跨区域文化交流现象——起源于近东地区的冶铜技术、麦类作物、驯化的牛羊及权力和威望的象征物权杖头等诸多外来文化元素，开始集中出现于河西走廊。马家窑文化西渐的态势不仅为中华文明极大拓展了发展空间，更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远隔万里之遥的东南欧地区的史前文化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不仅可以发挥考古学跨区域、长时段对比的学科优势，而且还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史前文化的独特性提供不可多得的域外视角。当我们将中华文明与群星璀璨的世界文明比较，才能领悟何以“风景这边独好”。
(作者：温成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信应君，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