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基调，并要求，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风险？内需不足的问题如何化解？外贸的积极信号和挑战都有哪些？如何更好做好科技创新？
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近期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
张燕生表示，2024年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到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应该是在5%以上，2024年能不能在高基数上达到5%左右或者为5%的增长奠定基础？我认为这是应该要做到的。”
他指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内需不足，2024年要对内需综合施策。短期扩大需求的政策主要在投资，中期真正解决车市、楼市、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问题，长期解决改革防风险问题。
2024年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到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
澎湃新闻：2023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表现？
张燕生：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大概在5.3%左右，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目标。但这一经济增长应当讲是在低基数上完成目标，2022年经济增长是3%，如果2023年是5.3%的增长，两年平均是比较低的增长率，因此，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还是恢复性的，存在内生动力不足、转型升级面临新阻力、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等。
2023年面临的风险，其一，并没有真正摆脱疫情影响的困境。新冠疫情可以说是百年一遇，带来了冲击、也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
其二，地缘政治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也是百年一遇。从外贸看，我们与前五大贸易伙伴中的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的进出口，尤其是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超过外需萎缩所产生的影响。
其三，需求冲击。应当讲至少到2028年，全球经济增长都低于均衡水平，需求不足可能是全球性现象，这也导致中国经济的困难。
澎湃新闻：您对2024年经济走势有何预判？
张燕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期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是5.2%，2024年、2025年是4.7%、4.2%，因此可以看到2024年中国经济其实比2023年难度更大。
但是对于2024年，我个人的期待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到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应该是在5%以上，2024年能不能在高基数上达到5%左右或者为5%的增长奠定基础？我认为这是应该要做到的。
2024年要对内需综合施策
澎湃新闻：2023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未来投资的增长空间在哪里？
张燕生：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内需不足，我觉得要对内需综合施策。投资是其中重要一项。现在对投资有一种观点是“没有好的项目”，我从来不同意。过去我们认为投资峰值在2018年已过，该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都做好了，但是如果从新的起点上看，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看，基础设施还差得远。比如，城市更新，交通改善，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还面临很多困难，这些方面资源供应还不足，一些公共服务还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些不止是有空间，可以说是只是刚刚开始。
澎湃新闻：扩大消费，这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在强调，如何让消费真正成为拉动经济的动力？
张燕生：扩大消费，首先，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这样就必须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6个因素。第一，加快新型城镇化、新市民化，把劳动力和资源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第二，提高经济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启动“干中学”的转型；第三，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第四，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第五，改革推动制度变迁；第六，发挥市场规模优势来更好发展。
那么，当居民有钱后，但不愿意花钱怎么办？这是因为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成本太高，保障能力弱，让老百姓有后顾之忧，这些问题也要解决。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真正要扩大消费，实际上是旧的时代翻篇、新的时代开启，因此要进行一系列改革。
我们看到一些省份，比如浙江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而且它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明显小于山东、广东、江苏等其他经济大省。究其经验，是让市场解决效率、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政府的作用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解决公平问题，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也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得好，这是改革带来的进步。
另外，回看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一个重要因素是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去我们也有过“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争论，最后的方式是不争论。现在我们要发展，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一个中心”同时不争论，现在的争论太多了。
澎湃新闻：从短期看，您觉得一些消费刺激政策有用吗？
张燕生：短期政策太晚了，无论是消费券还是其他刺激政策，效果都不好，如果这些政策在2020年、2021年推出可能还是好政策，但如果到了2024年来实施，已经太晚了。
因此，短期扩大需求的政策主要还是投资，中期是真正解决车市、楼市、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问题，长期是解决改革防风险问题。
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决定科技创新能否持续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2024年经济工作的首位，可否结合您的调研感受，谈谈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张燕生：我国已经连续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增长率在两位数以上，韩国在发展科技创新时，这一指标持续增长达20年，中国能不能持续增长20年？
我们有一个经济大省曾经在2017-2019年三年期间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率都是负的，我到这个省调研的时候了解到，原因就是旧的增长模式到了增长极限，没有能力再增加研发创新的投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否能落地，也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否持续的重要制约。过去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来支撑产出增长，我们称之为外延式的发展模式，但这种很快就会到增长的极限，另一种发展方式是把重点放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上。
实话说，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中国的动能转换确实进步非常快，欧盟发布的全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美国企业数量第一，中国第二，但是中国的基础研究水平确实跟国际上的差距比较大，要想缩小差距，我的估计是需要30年。
国家现在希望企业能够在一些方面发力，包括硬科技、绿色发展等。
硬科技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创新环境和基础还不够好。近几年，我国创新力排前50名的企业中，很多都在努力做硬科技转化，但也面临一些薄弱环节需要解决。第一，基础研究比较弱。第二，企业大而不强，盈利能力比较弱。比如“新三样”是目前发展比较好的，但是一旦“新三样”成为新增长点，地方政府就开始大量补贴，吸引企业在本地投资，银行大量信贷支持“新三样”快速发展，企业“有条件上、没条件也上”。一哄而上就容易形成过剩产能、过度竞争，然后就会价格下跌，出现“价格战”，这时真正的创新型企业没有获得利润，就没有能力做后续创新。第三，搞硬科技还需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中国版“拜杜法案”——《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都特别好，但是很难落地，原因在于一些部门的意见不统一、协调性很差。第四，硬科技需要世界级人才以及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研究型大学，现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距离；第五，金融怎么通过风投、创投、私募、直投进行科技创新投资。
绿色发展方面，首先，要有绿色的技术、设备、管理，其次，要找到绿色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的支撑，再次，绿色发展本身是负的外部性、成本增加，怎么能够做成正的外部性，鼓励绿色就业、绿色GDP、绿色产出的增长、绿色的创新，这些方面要有一套市场机制等来支撑。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新三样”发展遇到“一哄而上”的问题，当前一些产品产能过剩风险也引发关注，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吗？
张燕生：“新三样”成为增长极就出现“一哄而上”， 这就涉及到市场经济秩序问题。怎么才能形成公平竞争、有序发展和协调出口的机制，政府怎么走出“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困境，政府在用行政的权力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干预经济运行，这里就涉及到市场的监管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其实是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式来管理，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里头对政府的改革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也是我们要改进的薄弱环节。
中国外贸需要重新思考应该怎么做
澎湃新闻：四季度以来，一些外贸大省、强市的外贸数据“回暖”，您认为这里面基数因素影响大吗？是否释放出一些外贸形势变化的信号？
张燕生：根据美国的海运数据、物流数据、进口数据，10月份以后，中国外贸有非常明显的好转，这是外需在拉动。WTO预测全球货物贸易增速，2022年、2023年、2024年分别是2.7%、0.8%、3.3%，从数据就会发现，2024年外贸形势确实比2023年要好得多。
那外贸的问题是什么？2023年来看，我们与五大贸易伙伴中4个的贸易增速是负值，我认为，外需能解释一部分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地缘政治和外贸转型的影响。
外贸转型，就是当全球整体上中间贸易品比重大幅下降，美国采购亚洲零部件的比重大幅下降，但中国的中间贸易品贸易却在大幅上升，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外贸从过去把产品卖到欧美，现在开始转到把产品卖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在这些地方完成加工组装后，最终产品再卖给欧美，外贸模式改变了，而且跟国际趋势相反。另外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欧美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依赖的战略带来了订单转移、产业转移、要素转移。这些挑战不但存在，而且在加剧。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1年，全球的产业政策从34项增加到近1600项，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大幅度上升，而且保护政策从8%提高到48%。另外，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占比已经达52%。2024年来看，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新三样”可能会面对非常大的贸易摩擦。这些都表明，当前外贸环境不是一个仅仅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环境，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适应，中国外贸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思考应该怎么做。
澎湃新闻：2023年1-11月数据显示，全国吸收外资增速下降，如何看待？
张燕生：首先，如果分制造业和服务业来看，制造业外资占比在2021年已经跌破20%，2022年、2023年稍微回升一点，而过去70%都是制造业。如果外资大部分都是轻资产的服务业，就很难留住。其次，制造业外资中，要区分绿地投资和再投资，如果是利润留下来再投资，其实就是原来投资部分的扩产，而不是新增投资。再次，要分清这些外资是市场驱动型外资还是效率驱动型外资，而市场驱动型外资主要就是为了卖东西。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看到，外资现在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安全保障，这种考虑更多源于地缘政治。另外，我们的营商环境近年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外资其实是一个系统，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从一个新的底层逻辑开始反思我们的外资、外贸、外企，整个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来推动。
澎湃新闻：您认为这种情况下，企业“出海”、对外投资有哪些风险和机遇？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张燕生：企业“出海”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走出去、走进去、融进去、本地化”，就是要入乡随俗，真正按照国际经贸规则做。
好消息是，我们在调研时，法国、德国、日本的政客或者企业高管提出，能不能研究与中国一同“走出去”，进入第三方比如非洲等地区，这些地方可能制度风险高、政治风险高、企业经营风险高，但中国不但进去了还做得很好，对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讲是难以置信的，从这个角度讲，对中国确实也是一个机遇。
另外，由于美国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中国企业只有“走出去”，进入到西方盟国体系。所以，下一步“走出去”可能真要像当年的“引进来”，怎么推动“走出去”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责任编辑：谭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