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3年，郭永怀逝去的时间，就和他存在的日子一样长了。见过他的人越来越少，听说过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的名字出现在青海原子城、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机构的展览中。天上挂着一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在他的家乡山东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讲解员说，这个名字消失过一段时间——起初，连馆长都不了解他。“但如果现在去学校里问，应该没有人不知道郭永怀。”她说。
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多少都有过隐姓埋名的经历。郭永怀是其中唯一一位横跨核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三大领域的专家，是唯一的烈士，也是为数不多出身农村的科学家。
他用毛驴举例解释科学问题：山东的农民要使自己的小毛驴干活，会把它的生活习性摸得一清二楚，否则驴脾气一发，是不会听使唤的。他说，使用复杂得多的现代计算设备，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用石头、黄泥和海草筑成的房屋里长大。在他生活的20世纪初，山东荣成县的毛驴跟如今街上的汽车一样常见。郭永怀从骑乘毛驴的生活中走出，坐过远渡重洋的轮船，在海外求学工作16年，归国仍带着浓浓的胶东口音，指导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59岁那年，郭永怀结束西北的热核导弹试验准备，乘飞机返京，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失事。人们在火中发现了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费力将他们分开后，看到中间夹着一个完好无损的公文包，里面装着试验的资料。那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
今年夏天，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站在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对着飞机失事的视频资料哇哇大哭。馆长李波后来特意在那附近放了盒纸巾，定期补充。有两位企业家参观完，捐出了两笔奖学金——“永怀教育奖”和“永怀乡村教师奖”。
暑期过后，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学典礼上，来自荣成的张雨霖又听到校长周琪提起了这个名字。这时候，郭永怀已经比多数本科新生年长100岁。
直至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话剧仍在大学里上演。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新生每年都要排演话剧《永怀》。可是，要理解这位“另一个时代”的科学家校友，并不容易。在宽敞的大楼里，这些享有良好教育资源的学生反复排练，要表演出一种想象中的“毅然决然”与“大义凛然”。
事实上，生活中的郭永怀不全是那样一个典型的角色。
这个时代的人，很难演出那个时代的难
他的时代似乎离我们太远了。
为了了解郭永怀，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永怀》话剧的创排者之一的史歆祺去了研制原子弹的青海221基地，她这样形容原子弹试爆的环境：“很不现代，一看就是没钱才那样弄的一个土墙。”
话剧排演中，她发现最难的不是大量对白，也不是飞机失事时细碎的肢体动作，而是演绎条件的艰苦——人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是用一种怎样的情绪和精神在说话的？
“喝碱水、住帐篷、煮野菜……这一段很难排得出来感觉，大家都没经历过。”史歆祺说，“你能感觉到，这个时代的人，就是演不出那个时代的难。”
他们不得不引导年轻的演员们去想象。在高原冬季住帐篷，早上醒来，要先用手捂着按摩一会儿，才能睁开眼睛，因为眉眼上都是霜冻。
饥饿一度成为原子弹研制工程的最大障碍。《为国铸盾——中国原子弹之路》中描述，当时科学家每餐只能吃到一个馒头、一角钱的干菜汤。附属电厂的职工用变压器泄漏出来的油炸青稞面吃。饥饿使人便秘、浮肿。核武器研究所将近一半的人得了浮肿病，副所长彭桓武的脚肿到穿不进布鞋。
高原的冬季漫长，郭永怀一行曾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进行了一个月的核弹试验。54岁的郭永怀坐在一辆没有暖气的吉普车里，每天颠簸行进4个多小时。戈壁滩上没有帐篷，所有人席地而坐，啃着冻馒头与咸菜，配着从兵站要来的一暖瓶热水当午餐，郭永怀也是如此。
为了让学生们体悟当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把部分校园建在了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创建的北京怀柔火箭试验基地旧址上。健身房、金工实验室是当年“两弹一星”的生产车间，学生们漫步的“情人坡”坐落在当年的燃料库旁，校园里的河是当年的泄洪沟。
张雨霖和郭永怀是老乡，事实上，他们大抵只有乡音相近。至于乡土，几乎是两个世界。
荣成靠海，在张雨霖眼中是风景优美、宁静的“海滨城市”。对郭永怀而言，这里意味着甲午海战，是混乱、口岸与革新。
1909年，他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滕家乡西滩郭家村。在这之前，日军已从荣成湾登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威海开始了32年的殖民地历史。
10岁那年，郭永怀曾被土匪绑架，在海上漂泊了四五个月。之后，父亲将他送往一个名为石岛的小镇读书。郭永怀入学时，明德小学已经设有国文、英语、算学、地理、历史、修身、理科、图画等课程。这是胶东地区近代新式文化教育的发端之一。他自此正式接受教育，直至17岁离开荣成。
“我在家庭中生活时间不长，但对我还是有所影响。”他说。
中国水声事业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第一位所长汪德昭在纪念文集里提到一件小事：“一次，郭永怀在中关村的花坛边，看到四周乱纸纷飞，便对他说：在山东因为尊孔，地下有一张纸也要捡起来，怎么堂堂的科学院竟满地都是乱纸。”
把学航空作为一条救国之道
郭永怀温和，寡言少语，在少有的几张合影中，总是站在后排。
“初到城市，在生活习惯、思想感情上和城市同学总是格格不入而保持距离。”在一篇短小的自述中，郭永怀回忆起初到青岛读中学时的感受。
考入南开大学后，为了就业考虑，郭永怀初学电机工程自动化专业。一年后，他觉得“所学东西劲头不大”，“同时对前途有了新的考虑”。
在青岛读书时，他亲眼所见：“一边是美国势力范围，一边则是日本商人阵地。中国人只能在后海偏僻的地方开些小店铺。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何以能为此自由侵占，而中国人自己反而没有自由呢？”
郭永怀觉得，“社会上太黑暗、太复杂”，而学校环境单纯，“教授生活是比较清高的”。“为了将来能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因而改学物理，以为学物理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当时，郭永怀对光学产生兴趣。毕业后，他感到“离做教授相差甚远”，又继续攻读研究生。无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战乱，他再度中断学业回到威海。
其间，他曾在威海中学短暂任教半年。在那里，学校的响钟都是用甲午战争时留下的炮弹皮做的。
很快，日军侵占威海，郭永怀南下西南联大就读。由于陆上炮火连天，他在威海搭上货船到香港，又因没有护照，返回广州办理护照，再返香港，转至越南，通过滇越铁路再回国，进入云南。
到了云南，“西南联大宣布取消研究院不办了，校内也无工作可找，只好请物理系的几位老师帮忙介绍参加抗日工作……未去成。”郭永怀只好在一个中学和联大做些工作，暂时跟随周培源从事湍流理论的研究。
研究生还未读完，郭永怀有了参加“庚子赔款”留学生考试的机会。
到了再一次选择报考专业的时候，他终于明白：“学物理离国家当前需要太远，因此把学航空作为一条救国之道。”
“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3个人都是学物理的，(留学生考试)都选择了考航空工程，就是觉得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太弱。”李佩后来回忆，“当时航空工程只有1个名额，却有50人报考。”
郭永怀第一次报考未成，隔年再次报考，终被录取。
1940年8月，战乱把漂来漂去的郭永怀送上邮轮。留学生们在船上拍了一张合影，郭永怀仍站在后排。
他后来说：“我是因为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跑到了国外。”“(这)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决定了自己以后要走的道路。”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大洋彼岸，是一个丰富的世界。
在国内，郭永怀辗转多地、用时4年也没读完的硕士学位，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拿到了。
之后，他来到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那里有装备最先进的古根汉姆航空实验室。
4年时间里，郭永怀潜心研究飞机跨越声速时面临失控的问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在《郭永怀纪念文集》中回忆：“郭永怀先生在他同期研究生中是最用功的一个人，整天在房间里为他的研究而努力工作。”当时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说：“永怀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1945年，郭永怀的博士论文《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破解了声障这一世界难题，促进了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他应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航空研究院副教授，迎来了他在学术上最突出的10年。
他创立了解决黏性流体问题的奇异摄动理论。“这个问题更难，连数学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径。”该理论被钱学森称为PLK(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方法，在力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195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魏叔如记住郭永怀，就是因为在讲授近代科学的课堂上，“特别是介绍科学家的贡献时，绝少听到中国人的名字”。
多年后，郭永怀曾向学生俞鸿儒吐露，知识分子都希望自己取得一些科学成果，从个人取得成果这一点来看，回国是要受到损失的。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期间，郭永怀月薪800美金。他享受带薪休假，有半年时间去国外讲学或旅游。他住在一个独栋别墅里，买了辆汽车。他喜欢上古典音乐，买来一个老式留声机和很多唱片。他还对邮票产生兴趣，有好几本集邮册。
“回国意味着要放弃一个在备受支持的环境下与一流人才共同解决最前沿问题的机会。”《蚕丝：钱学森传》中写道，“中国需要科学家们用他们的才智帮助保卫祖国，而不是坐在那里思考太空旅行的数学解决方案。一旦返回中国，他们在科学领域继续有所突破的日子就结束了。”
郭永怀的想法是，“当自己到了国外，看到美国一些情况，更使我感到自己祖国的落后。”生活的闲隙里，他时时在想，“自己的祖国什么时候可以变得和人家一样，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工业水平，每想到这里心里就感到非常的渺茫，尽管自己对此暂时也做不了什么，但总是经常不断地想这些问题。”
当时，中国人面临着深重的种族歧视。“常常在餐馆、理发店和旅馆里被拒绝服务。在电影院里，华人及其子女也常常不得与白人混坐。在多达30个州里，华人与白人通婚是违法行为。”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写道。
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傅承义在《郭永怀纪念文集》中回忆，在美国时，“郭永怀这个人有非常强的民族自尊感”。“我们那时去的留学生当中，相当多的人在学习上都名列前茅，不比美国人差，但有的人见到外国人低三下四。对于这种人，我们都很看不惯。”
和在青岛上中学时一样，他不善言辞，很少社交。学校里组织中国留学生游乐的活动，郭永怀很少参加。他加入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国分会”。
在一次聚会上，郭永怀高高瘦瘦的外表和沉默寡言的个性给李佩留下了印象。1948年，郭永怀与李佩在美国纽约州结婚。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期间，他拒绝参与美国的机密工作。“学校曾建议申请接触密级资料，这就要填一张表，其中有一条：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我填了‘否’。” 郭永怀曾说，“我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也事先说明我来此也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我就要离开。”
1955年，郭永怀升为正教授。同年8月，中国在日内瓦会谈中取得外交胜利，美国取消了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禁令。“我就在那个时候，作出返国的决定。”他说。
“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李佩回忆说，“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此时，郭永怀的女儿郭芹已经4岁。郭永怀在《我为什么回到祖国》中提到，他是一个有儿女的中年人，要让孩子在有自尊心的环境里成长。“凡在美国居住又有入学年龄儿女的父母，都难免不感到遭受别人歧视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会有这样的病，他们当然就很真实地反映出来，欺凌、侮辱必然在小孩们的心灵上留下一个创伤的烙印。”他说，“只有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青年才能自由发展，才有自由择业的机会。”
做回国准备时，郭永怀在住房后院烧了不少他多年来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的手稿。李佩回忆：“我当时劝阻他说：‘何必烧掉？回国还有用！’他说：‘省得(政府海关)找麻烦，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了！’”
李佩回忆，由于郭永怀给人一种不问政治的印象，以至于在他后来回国时，胡适曾说：像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了，真是人心所向啊。
1956年2月，钱学森写给郭永怀的一封信，心情急切：“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
8个月后，郭永怀一家踏上归国的轮船。
钱学森再次去信：“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
垫在脚下的铺路石子
这间办公室至今保留着。窗外的松树，郭永怀并没有多少时间看，他习惯拉上窗帘工作。
在钱学森、郭永怀回国的前10年，美国飞机制造业急速发展，洛杉矶仅为美国政府就制造了10万多架飞机。而在中国，汽车工业才开始起步。郭永怀回国当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才结束了中国不能自主制造汽车的历史。
至于航空工程，“既没有研究工具，也没有研究设备”。研究人员甚至难以获得导弹制造的基本原料，如橡胶、不锈钢管和铝板。钱学森曾写道，“这时候，我的思想转了一百八十度，从乐观一下变为悲观，真是觉得作科学研究寸步难行，简直急死人……我不知道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找出路，怎样白手起家。”
在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钱学森说： “我们首先意识到，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教学，而不是马上进行独立性研究。”
事实上，这是钱学森不太擅长的环节。在国外，他的学生常常叫苦不迭：“如果有人问了个愚蠢的问题，钱学森根本就不会回答。他还禁止这些提问者再来上他的课。”一位学生说，“他无法忍受笨蛋”。
回国后，郭永怀任力学所副所长。由于钱学森任务繁重，郭永怀实际成为力学所的主要领导人。后来的北大力学系教授温功碧回忆，每当他敲门进郭永怀的办公室，“他总是马上从办公桌起身走到门口的小黑板前，等待我的发问，然后在小黑板上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郭永怀曾对回国后指导的第一批研究生寄语：“我们回国主要是为了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做铺路人。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他的学生、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后来常常自问：“郭先生让你做铺路的石子，你做到了没有？”
他安排学生俞鸿儒从事激波管有关的研究。“因为激波管用途广，费用省，适应我们的要求。”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说，“当时力学研究所物质条件极差，我们能得到的经费非常少。”他回忆，郭永怀多次说过，钱少亦可以工作，应该学会用最省钱的方法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
郭永怀认为，应该通过学术会议，把力学研究中涌现出来的新理论、新技术向全国辐射。但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与会人员资格不要求太高，列席代表尤其要广泛，注意向西部和边远地区倾斜。
有人记得，每次开会汇报时，郭永怀坐在旋转椅上，谁发言椅子便转向谁那边，与他面对面谈话。有观点分歧和争议，他从不计较。“他在意的永远都是对科学认识的对与错。”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吴兰春说。
“文革”期间，他仍与被打为右派的钱伟长讨论科学问题。一次，钱伟长给郭永怀负责的杂志审稿，有人说：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核。郭永怀回应：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力学所的林鸿荪遭受迫害，在他自杀之前，郭永怀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尽可能把他保护起来。力学所的柳春图被造反派批判并开除党籍，以大字报形式公布在一楼大厅里。在大厅里，郭永怀叫住他，拍拍他的肩膀说：抬起头来，挺起胸，别听他们瞎胡闹。
俞鸿儒回忆说，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会议上发言左右为难。“我们问郭先生该怎么办，他劝我们尽量少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假话。”在全所的工作报告会上，郭永怀直言：“要坚持搞我们的科学。”
“这是为穷人也能造原子弹”
国外生活的痕迹，人们后来在对郭永怀的回忆中很少提及。
许多人在路上碰到他。他总是步行上班，戴着一顶鸭舌帽，拿着公文包，身形颀长，缓慢地大步走路。早上从中关村13楼住处走到力学所，晚上再走回去。每日如此，周末也不例外。
夏天晚上，他常穿着短裤，拿着一把芭蕉扇，在各个办公室之间转悠。当初船上载回国的电风扇，他带到了力学所。两箱未拆封的唱片，捐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3本集邮册，送给了国家邮政总局。
唯一一次，在1959年代表中国赴罗马尼亚参加国际力学会议的飞机上，有人记得他流露出了对西餐的喜爱。会后，郭永怀与随行的力学所研究员柳春图商量：现在国家外汇紧张，把(主办方发的生活经费)剩余的都上缴，好不好？“此事他还与我商量，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柳春图回忆，“在他的影响下，在以后若干次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我都比较节约外汇。”
1960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秘密参与原子弹的研发工作。他与王淦昌、彭桓武被称为我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三大支柱”。郭永怀负责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
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参与这项工作。力学所的眭璞如在《郭永怀纪念文集》中回忆，在一次讨论调整研究课题的会上，业务处要把郭永怀主导的一个题目以“无明确应用目标”为由撤销。“郭所长静静地听着，直到最后要定案时才缓缓地站起来说：‘我一直不说，不是我不想说，而是不好说，现在我不得不说了，这个题目不能撤，这关系到同位素分离的关键技术’。最后加重语气说：‘这是为穷人也能造原子弹！’”
1963年，集中在北京的核武器科研生产人员陆续迁往青海的金银滩。“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辆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李佩说。
1964年10月，郭永怀回到家里，“和同事一起吃饭，平时他们很少聚会，但那天他们都非常高兴，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说。
1965年，中国科学院收到一封信：“本着总理节衣缩食、勤俭建国的指示，现将早年在国外的一点积蓄和几年前认购的经济建设公债共48460余元奉上，请转给国家。”落款是郭永怀和李佩。据说当时2000元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是二三十元。
在回国后的12年里，郭永怀身兼数职，负责多项研究，但许多同事和学生仍能收到他的纸条。
戴世强说：“有时候他给我们送来了张纸，上面写着：给你们的参考书目。”
牛家玉收到的纸条上，写着一篇对她的研究很有用处的文章刊号，只是名字错写为“牛家宜”。
研究人员查不到的资料，他亲自找到送去。年轻人搞不懂的问题，他去图书馆找英文版的启蒙教材，告诉他们学习的方法。
李毓昌回忆，每天呈交给郭永怀的文件有一大堆，他阅看十分细致，小到文字讹误、数字出入，他都一一代为订正。
他从不午睡，还曾跟同事们说：你们每天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太多，一天三顿饭都要排长队。在美国，他常常带上面包香肠到工作室工作一整天。
196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郭永怀在现场看了一半就走了。他说乒乓球已经给国家争了光，想到原子弹会争更大的光，就坐不住了，要回来工作。
连原子能研究院院长王淦昌也说，郭永怀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勤恳，非常珍惜时间，很少休息”。“每次和他一起工作，总看到他非常忙，下午五六点钟该下班了，我们都回家了，他却夹起皮包对我说还有别的事情呢，这种情况是经常的。”
正因如此，他出差不愿意乘火车，宁愿坐飞机。“飞机出事那一次，还是我送他上飞机的。”王淦昌回忆。
1968年国庆过后，郭永怀去往青海221基地，参与我国第一颗新型热核弹的试验准备工作。其间，他收到下乡插队的女儿的来信。郭芹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他去基地的商店看了，因为不知道女儿的鞋码，没有买成。11月3日，他给女儿回信，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
“芹女：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过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他在信里叮嘱：“手好了没有？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
11月15日，郭永怀又给李佩写了一张纸条：“我准备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回京一趟，估计在20号之后。鞋过西宁时买，鞋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
因工作延误，郭永怀最终于12月14日启程返京。郭永怀事迹陈列馆馆长李波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段路途：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乘坐一辆淡蓝色的轿车抵达西宁办事处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吃过食堂的肉丝面，出发前往兰州机场。
司机孙学思回忆，在兰州，郭永怀想买双鞋，但没有看上如意的。
在换乘飞机的间隙，李荣林回忆，郭永怀还听取了课题组人员对上海5t电磁振动台研制情况汇报。
下午1时59分，郭永怀登上了前往北京的伊尔14飞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各6人，飞行时长约4个小时。在降落阶段，由于飞行员对高度控制错误，飞机在距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
当人们发现郭永怀时，他和警卫员牟方东抱在一起，已被烧焦，四肢蜷曲，只留下后脑勺几撮花白的头发，没有被火烧尽。前去机场迎接的司机邵春贵据此认出了郭永怀：“他那时候59岁，是个花白头。”
郭永怀的侄子郭普远回忆：瞻仰遗容时，郭永怀的遗体用一块白布蒙着，“能够看出还是抱着的形状”。
周恩来闻讯，指示《人民日报》发布讣告。因工作涉密，讣告言辞简略：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永怀同志，因不幸事故牺牲，终年59岁。郭永怀同志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主楼的草坪中，伫立着郭永怀的塑像，下方埋着郭永怀、牟方东、李佩的骨灰。墓碑上写着：“一对伉俪，两种传奇。怀瑾佩瑜，师表后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