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郭有才走红后菏泽南站出现的直播“众生相”，引发了很多人对直播和网红现象的讨论。#必须割掉危害孩子这颗全民网红毒瘤#的热搜话题，多人在某高架桥下扎堆直播的画面，都引起了不少人对于所谓“全民网红”风气的担忧。
毫无疑问，当下的那些低俗直播现象需要被规范和引导，舆论对其谴责、媒体对其批评、平台对其治理，都在情理之中。但在规范乱象的同时，社会多方不能被虚立靶子式的“全民网红”议题牵着鼻子跑，用单一视角抹杀部分人涌向直播间现象中藏着的多面性。
直播是个正当的行业，网红是互联网时代带有必然性的催生物，主播跟其他很多工作都是种职业，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不论是用娱乐满足受众精神需求，还是用带货连接实体产业，都是其价值锚点。只要直播行业从业者遵法守纪，就无需戴着有色眼镜另眼相待。
在职业选择多元化的今天，有人想做科学家、有人想做企业家、有人想做直播，是正常情形。对差异化选择，社会该有足够的包容性。
但在直播经济正火热、网红群体的舆论能见度偏高的背景下，部分人对直播趋之若鹜，很容易引发社会聚焦。这种情况置于舆论放大镜下，确实容易被视作“全民网红”的苗头。
直播行业进入门槛偏低、创富天花板较高，这两年的确涌入了很多“新生力量”。即便如此，所谓的“全民网红”热潮只是个虚立的靶子。
在“网红”前面加上“全民”二字，固然能直观地反映其热度，但“全民网红”是个伪命题。在短视频里或直播中分享生活、连接同温层，是当下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可这跟“全民网红”是两码事。
直播有直播的表达范式、需专门的能力模型，不是谁都能当网红；主播群体收入整体上也早已回归均值，《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比例高达95.2%。这些都会劝退一些想做网红的人。
认为人人都在争做网红，只是困在锚定效应里而已——想做网红的人多，但未必有某些人看多了直播相关的新闻后想象的那么多。
有些人习惯于拿泛道德化视角看很多人涌向直播间的行为，认为这是急功近利、是投机取巧、是助长“读书无用论”。
不排除有些人转型做主播是被一夜暴富的愿望牵引，但就目前看，有大量主播做直播是为了讨口饭吃——做直播对他们与其说是造富手段，不如说是谋生方式。
在许多行业的景气度仍待提升，社会就业容量普遍承压的当下，做直播跟送外卖、跑网约车等灵活就业形式已成社会的就业蓄水池。进入门槛低、社会需求量大，使得直播、外卖跟网约车等行业成了很多低收入人群的增收渠道，也成了许多“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首选途径。
对许多主播而言，他们做直播很多时候不是出于投机心态，而是迫于生计，将直播当做兜底谋生方式。他们未必不知道直播已成红海、“高收入”只是幻象，但在马斯洛塔基需求——生存需求面前，在养家糊口的压力面前，留给他们的选项并不多，做直播也许是他们手头可以抓住的稻草。
除了维持生存、改善生活外，还有一部分将直播当做兴趣满足的途径、才艺变现的渠道、阶层流动的登天梯，他们以此逐梦、以期圆梦。
只看到直播领域出现的暴富个案，看到直播场域出现的少数扭曲主播，却看不到直播对大量主播的生计兜底功能，看不到大多数主播在直播间认真讨生活的基本面，以此为前提去否定直播从业者，只会是对这群人的不公。
“全民网红”是伪命题，“全民网红”背后的弹性就业才是真答案。当直播连接了部分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时，苛责是残忍的——他们不偷不抢，好好生活，不该承受莫名的指责。认为他们做直播是不务正业，只会是“何不食肉糜”。
就算要遏制所谓的“全民网红”风气，该做的也不是要断掉这些人的活路，而是让更多人特别是孩子认清直播行业的现实——不能只看到李佳琦等头部网红实现暴富的极个别情况，却没看到“95%的主播收入不如外卖员”的行业现状。
这倒不是说，直播行业因为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兜底选项而有了舆论“豁免权”，只是说要在看到直播业态价值的基础上去规范引导那些乱象。
时下，由于少数网红不良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少人对直播热潮观感欠佳，是不争事实。从经济学上讲，任何市场活动都有正负外部性，各个行业也都有鱼龙混杂情况，直播经济当前仍处在从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的过程中，也存在些许乱象。比如，那些为了出圈而争奇斗艳、为了出名而追腥逐臭的举动，就在此列。
直播行业有乱象，但直播本身不是乱象。谴责、批评、治理低俗直播，避免更多人被导入猎奇怪圈和审丑螺旋，需要的是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刀切式置否，毕竟，这着眼的应是让直播行业更规范，而不是端掉大批人的饭碗——事实上，“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向来是监管基调，而平台们也正在强化对低俗直播的靶向治理。
所以，看待直播行业，要多些职业平等的平视眼光而非上位者的俯视视角，对于那些遵纪守法、本分经营的主播们，要多看到他们走进直播间背后的生存发展诉求，少些“何不食肉糜”心态。(文/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