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若杀害章莹颖的凶手没被判死刑
对那些滥施暴力的同类，人类向来憎恨。愤怒是最持久的火种，即使埋在时间深处，也会被眼前的现实引燃。
就像我们看见四行仓库的弹孔，读到集中营的记录，呼吸会被暴行撕扯，心跳会为死难者的命运奔忙——这种恨意的火光，亦是人性的闪光。然而人生来不同，走过的道路不同，人世间从未有过两个一模一样的灵魂，也没有任何一种高明的手段，能真正一窥人性的幽微。只要人类社会依然存在，就有人能在无辜者的反抗与痛楚面前，继续实施暴行，甚至毫无感觉。
2017年6月9日，赴美国访学的中国公民章莹颖在美失联。2019年6月12日，涉嫌绑架、杀害这位时年27岁女性的美国男子克伦特·克里斯滕森向法庭认罪。
北半球正进入事发后的第三个夏天，媒体仍展示着受害人生前的照片，罪行终结了她的青春，也删去了她通往垂暮的可能。这边是同胞的热泪，那边是嫌疑人的冷血。烈日在头顶灼烧神经，更焦灼的是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当初多盼望章莹颖活着，如今就多想让克里斯滕森死去。
截至2019年5月，美国已经有21个州废除死刑，其中包括章莹颖遇害的伊利诺伊州。然而针对一些特定罪行，美国联邦政府可以不管州政府的法律，直接接手往“死”里告。
2018年1月，美国司法部批准联邦法院以死刑起诉克里斯滕森，这是伊利诺伊州废除死刑7年来的头一遭。
然而，舆论期望的“死路一条”障碍重重——认罪、说出受害人遗体下落可能减刑；判死刑得陪审团全部同意；即使被判死刑，还有上诉的机会，时间成本巨大；死刑最终由联邦法院执行，那里的监狱关着众多“死刑犯”，等待被执行的队伍长极了。
上世纪80年代，美国西雅图曾出现一名连环杀手，连续杀害多名女性，抛尸绿河（Green River）。一直到2001年，借助最新的DNA技术，美国警方才将加里·里奇韦捉拿归案。
“绿河杀手”的案卷堆成图书馆，警员成了警长，受害人家属的痛苦被时光抻着，一头在20年前，一头在无穷远处。所有人都在等着那个意味着一切的答案。
最初，里奇韦非常沉默。但他后来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杀害了49名妇女。
即使是死刑，在这个数字面前也显得平凡渺小。然而里奇韦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保释。许多受害人家属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事实上，从1974年开始，美国就认可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即用免予起诉或减轻刑罚来换取被告的认罪答辩，节约司法资源——拿“绿河杀手”案来说，这是数十个家庭的悲剧，但只能停下来，不能再纠缠，还有更多罪行在等待正义的审判。
所以，当我看到克里斯滕森认罪的消息，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从目前公开的调查情况来看，他绝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嫌疑人”，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脱罪。突然认罪，会不会意味着，辩诉交易已经完成了。更何况，警方并没有找到受害人的遗体，而在一段克里斯滕森的自白录音中，他表示自己是酒后施暴，这些都意味着，如果他不认罪，定罪会非常困难。
当然，也可以假设检方没有接受“条件”，那也要12名陪审团成员一致同意，才能判处死刑——案发地伊利诺伊州原本已经废除死刑，克里斯滕森还被以死刑起诉，已经受到不少废死人士的抗议。
我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为克里斯滕森免除死刑寻找依据，只是我们要明白，凶手被判死刑并不是这起悲剧的唯一结局，如果惩罚不能如预期那样到来，我们还怎么和愤怒共处？
如何看待死刑，并不反映人性优劣，只是道德、宗教、政治、法制观念不同。法国作家、《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就是废除死刑的支持者：“你们想用死刑教育别人什么？不要杀人。但你们怎么能在杀人的同时教育别人不要杀人呢？”
1976年2月初，8岁的小男孩菲利普在法国特洛瓦被人绑架杀害，凶手帕特里克·亨利点燃了法兰西的怒火，时任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相继在电视采访中表示，支持判处死刑。一家媒体称回收7.7万份问卷，99%“支持死刑”。在当时，法国已经极少使用死刑，欧洲大陆的其他西方国家，大多已经废除死刑。
没有人愿意为凶手辩护，直到两位资深律师站出来，“他不是恶魔，是个24岁的、有罪的年轻人。”其中，罗贝尔·巴丹德正在积极推动法国废除死刑的进程。
得知大律师要为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辩护，人们将无法消解的痛苦与愤怒掷向律师，巴丹德收到的恐吓信要用大口袋装，炸弹在他家公寓走廊爆炸。“不要为他辩护！”有人在监狱门前高喊，“这是可耻的！”小儿子问他：“你喜欢那些杀害小孩的凶手吗？”
帕特里克·亨利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生活。”巴丹德在他的回忆录《为什么要废除死刑》中写道。
1982年，在密特朗总统任上，法国废除了死刑，时任司法部长正是罗贝尔·巴丹德。
韩国影片《素媛》的凶手原型、强奸并致8岁受害人终生残疾的赵斗淳即将在2020年刑满出狱。数十万韩国民众到青瓦台请愿，希望他不被释放。从2008年案发至今，人们的愤怒没有平息。但司法机关只能依法作出裁决，不能被舆论左右。
假设，12名陪审团成员意见一致，克里斯滕森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死刑，他离死也依然遥远。
首先，他可以向巡回法院乃至联邦最高法院提起“直接上诉”。资金充裕或获得支持（包括反死刑组织的支持）的情况下，被告人可以不断更换律师。只要新律师认为原律师上诉的理由或证据有问题，就可以重新上诉。即便漫长的拉锯战结束，上诉被驳回，定罪和量刑都没有争议，被告人可以被称作“死刑犯”了，还要进入“死刑复核”阶段。死刑犯除了可以向原审法院院长递交请愿申请复核，还可以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调卷复核”，在复核也被通过的情况下，仍能启动“人身保护令程序”继续进行案件复核……
往往，这一套走完，十年甚至二十年就过去了。有人说这是司法体系的冗余和有钱人的游戏，我却也想到了呼格吉勒图。比起有罪者暂时没死，更令人心痛的是无辜者永不归来。
就像我们为无辜的章莹颖而心痛。
我也是一个母亲，单是想象她母亲所经历的一切，就已经难忍泪水。更何况，我们的感受比起受害人的家人，可能连最浅的表层都无法触及。事实上，即使凶手“斩立决”，人群拍手称快，大赞正义不缺席，然后转身离去——那位母亲还会停在原地，她最珍贵的东西丢了，留下的空格，什么也无法填补。
我很害怕那个结果，我怕它无法平息我们的怒火，反而添上遗憾和不平的柴。
燃烧就燃烧吧，那意味着，我们依然渴望正义、厌憎暴力，依然对他人正在承受的痛苦强烈不适。
所以，不必用极致的理性去熄灭那火种，就让它属于灵魂。但也不必用任何极端的情绪去处理那结果，就让它归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