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51信用卡被查风波与背后的催收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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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溪谷，51信用卡办公区域在12至15楼。新京报记者 陈鹏 摄
51信用卡正处在风口浪尖。
10月21日，杭州警方通报，对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开展调查。10月22日，51信用卡方面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祸起催收，回应称已终止所有催收外包
10月21日晚间，杭州市公安局通报称：今年9月以来，杭州警方接上级部门线索传递，结合日常工作发现，“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异常投诉信息。经初步调查发现，“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国家机关，采取恐吓、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
10月22日6时，51信用卡CEO孙海涛在发布的博文中说，“这个风波是因为我们管理上的不完善，尤其是对合作公司的培训和监督不够，导致在对借款人联络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给个别借款人造成了伤害，为此我们非常抱歉。”
孙海涛说，目前51的核心管理层全部在岗在位，旗下51信用卡管家、51人品等核心业务均运转正常。在后续的经营活动中，将自觉并认真接受政府的指导，严格遵循上市公司运作规程，进一步落实各项风控措施，杜绝一切不规范的第三方合作，并确保与各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良性沟通与协作。
对于催收外包的处理情况，51信用卡方面22日下午向记者透露，“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51信用卡方面也表示，公司将严格合规运营，对所有投资人、借款人，均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反对任何借款人的恶意逃废债。
股价过山车，停牌前大跌超30%
关于51信用卡配合警方调查的事件发酵。公司股价也随之坐上了过山车。
10月21日上午，有自媒体报道，港股上市公司51信用卡疑遭警方调查，其杭州总部办公区楼下停了多辆警车，甚至还有消息称，51信用卡CEO孙海涛前一日已被带走协助调查。消息传出后，51信用卡股价盘中突然暴跌，跌幅一度扩大至40%。
51信用卡于10月21日下午1点50分短暂停牌，停牌前，51信用卡股价大跌34.69%，市值蒸发超10亿港元。10月22日下午1点恢复交易，开盘股价大涨近20%。截至收盘，51信用卡股价上涨12.99%。
10月21日晚间7时许，新京报记者赶到51信用卡位于杭州西溪谷的总部办公区附近，当时已经看不到警车的踪影。两位51信用卡工作人员透露，“今天还在上班，没有收到公司通知。”
51信用卡官网显示，公司CEO孙海涛扎根互联网创业十多年，先后创办了“E都市”、“房途网”。2012年，创立了一键智能管理信用卡账单的APP“51信用卡管家”，管理超过1亿张信用卡。目前，公司业务涵盖个人信用管理服务、信用卡科技服务、在线借贷撮合及投资服务等板块，旗下拥有“51信用卡管家”、“51人品”、“51人品贷”等APP，覆盖超1亿用户。
参股了51信用卡的新湖中宝发布公告称，公司对51信用卡分次累计投资2亿美元，占其总股本的21.83%，是其第二大股东。公司未向51信用卡派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其经营管理，也无任何业务和资金往来。
违规收集信息曾被工信部点名
51信用卡以信用卡工具起家，希望构建以信贷撮合为核心业务的“生态”。不过，在此过程中，违规收集信息、暴力催收等负面消息也频频被爆出。
按照此前招股书披露的数据，2015年、2016年、2017年，51信用卡的经调整净利润分别约为-1.01亿元、0.53亿元、7.44亿元，已经连续两年实现盈利。
通过51人品贷为平台吸引流量，为51人品贷、信用卡发卡、信贷推荐等进行导流，进行信用卡及贷款推介、信用卡代偿、理财等收费业务引流以赚取服务费，同时收购资讯平台，拓展边界。直到今年上半年，信贷业务依旧占据其收入的半壁江山。2019年上半年，51信用卡实现营收14亿元，同比增长9.8%，业务收益主要来自信贷撮合及服务费（57.4%）、介绍服务费（14.1%）、信用卡科技服务费（7.9%）、其他收益（20.6%）四个方面。
此前，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51信用卡的发展模式存在隐患，主要的风险点之一就是涉嫌违规收集用户信息。
51信用卡主要贷款产品为51人品贷。“51人品贷”运营主体杭州尚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曾因“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被工信部点名批评。
催收江湖：4大套路要债，佣金可高达50%
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国家机关，采取恐吓、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51信用卡被查，也将催收行业推至风口浪尖。
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51信用卡”曾被多人投诉。旗下的“51人品贷”在“聚投诉”上的投诉量超过4000条。投诉内容包括收取高额利息、言语辱骂、通讯录轰炸等。
51信用卡用户被催收
频繁接到全国各地催收电话
新京报记者联系上一名使用“51信用卡”APP的用户范先生，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催收”的经历。
范先生说，自己有过逾期两天没还信用卡的经历，“当时跟催收人员讲了，晚几天，愿意承担相应利息和手续费，但是被拒绝了。”
范先生回忆，此前每次还款时，都会收到电话，“态度特别强硬，让你立马还钱”，范先生跟客服人员确认好还款的时间为下午3点后，便挂断电话。让他没想到的是，下午1点，电话再次响起。
范先生挂断后，收到电话号码属地为全国各地的电话，“持续骚扰你”。
“催债人会从你的通讯录里，对你的亲友、朋友进行选择，拨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该还款了”，范先生说，开始使用前，会进行用户认证，“你需要点击授权，他就会读取你的手机通讯录，包括你的定位，如果不授权，就无法使用。”
他补充说，一般催款人会打给紧急联系人，然后才打给通讯录里的其他亲朋，“比如你有备注的亲戚、朋友、同学，甚至还知道谁是你经常、频繁通话的人。”范先生说，催收人员还会冒充国家公务人员，发一些短信。
新京报记者联系上3名51信用卡用户，均曾或现在正在使用“51人品贷”产品，且有被催债的遭遇。
不过，51信用卡在公告中称信息收集均有合法用户授权。
催收手段多
打电话、发催收函，冒充公检法施压成套路
张勇（化名）在催收这个行当做了10多年，其表示，催收手段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按照银行提供的信息打电话通知，这是合规的。但银行提供的信息大部分无法取得联系，催收公司需要想办法用合法手段把人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所以滋生了很多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事情。
第二种是发信函，类似缴款通知等。但有一些催收公司却又利用了这一点，冒充公检法，利用国家部门的威信给欠款人施压。
第三种是上门要债，正规的应该是录音录像，同时也保护了自己。但上门要债这种方式在实务操作时也存在瑕疵，例如打人等肢体冲突事件。
第四种是法律手段起诉，但时间成本高。张勇表示，因为在实务操作上有一大串的问题，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会采取外包的形式来处理债务，效果最快，成本最低。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关于外包催收，一般逾期30天以内的催收，都是机构自己在做。而超过30天的逾期贷款，一些机构就会选择外包催收。
杨明（化名）曾是一位催收公司的老板，谈及过往，他坦言，涂鸦喷漆（喷上某某某不还钱）、胶枪（堵锁眼）、自制催泪瓦斯等催收手法都用过。“这主要是一场心理战”，杨明告诉新京报记者，“曾经还请欠债人去洗浴中心谈过。我们事先会关照洗浴中心的老板给欠债人更衣箱换锁，他要想出去，就只能请朋友带钱过来帮他还款。”
有被催收经历的王希告诉记者，根据他个人的经历，催收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打电话，客气地跟你说一套他们自己的威胁理论；第二阶段，短信威胁，就是呼死你；第三阶段，正规公司会给你寄律师函，而不正规的公司就开始伪造律师函。”
王希透露，现在不少放贷公司会把单子给催收，然后分成特别高，所以催收方往往会不择手段。
王希告诉记者，有不少福建广州那边的催收公司，在催收时每次会编辑一条上门的信息，上面会写好催收费、加油费、住店费等。“有时放贷人员给催收公司一笔5000元的催收款项，催收人员在催收时会找欠款人要账5万元。”
王君（化名）离开催收行业六年。“以前要账，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威胁。”王君透露，喷漆、恐吓信等都是较为常用的催收手段。“甚至，24小时追踪也是常用的手段，一直跟着他。”
据另一位相关人士介绍，催收行业也有一个底线，即“要钱不要命”。王君亦表示“要账要出命，得不偿失”。
上述两位人士均表示，遭遇过被催收的对象报警处理。
“不过总体来讲，由于扫黑除恶，今年以来暴力催收的状况已经很少了。”王希称。
暴利生意
佣金可达50%，“不成功不收费”
关于分成，一位催收行业曾经的业者告诉记者，“我们之前是‘百五’、‘百十’，即本金的5%、利息的10%归催收所有，现在涨了。”
据张勇了解，行业佣金一般是30个点（即催收回来金额的30%），“假设一个员工一个月能催回5万元，10个人催回50万元，银行给30个点佣金，我给员工10个点，综合运营开支10个点，老板还有10个点的利润。”
全民普惠信用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罗京称，一般催收有两种，一种是坐席，一个人一个月给8000-10000元不等；一种是佣金制，按回款比例支付佣金，佣金比例从5%-50%不等，难度越大，佣金比例越高。
张勇表示，这个钱不好赚。行业内的一种结佣方式，是以结果为导向，不成功不收费，也因此称催收公司都是“风险代理”。张勇举例称，假如一家金融机构给了催收公司1亿的单子，需要100人干活，事前金融机构不用给1分钱，而是根据最终催收回的金额按比例支付佣金，这就把所有风险成本都压给催收公司，难免（催收）力度就有点大了。更“狠”的银行会先向催收公司收取一笔保证金，目标达到了正常结算佣金，达不到还要扣除保证金。
“想进来做没有两把刷子很难。”张勇称，催收公司业态和盈利模式有瑕疵，导致催收行业乱象不断，外加没有统一的准入门槛等。
新京报记者以“催收”为关键词搜索招聘信息发现，催收人员的招聘市场依然火爆。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仅10月21日至10月22日两天内，杭州地区招聘催收人员的信息就超过了30条。其中，51信用卡所在的杭州恩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还于10月22日发布了催收支持的招聘岗位，月薪6000至10000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根据招聘网站给出的薪资标准，一名催收员的税前薪资多在5000元至10000元。
一名从事催收行业的员工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正规的催收公司在催收过程中，一般比较注意用语，没有暴力催收的情况，但可能也会采取给欠款人的亲戚朋友打电话的方式，告诉他身边所有人他欠款未还，通过这种方式对欠款人进行一些舆论上的压力，让他觉得他的欠钱行为所有人都知道，但暴力性、涉黑的催收，正规公司不敢做。
监管加码
规范催收，同时打击“恶意逃废债”势在必行
监管已注意到暴力催收带来的问题。
今年6月，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规范催收倡议书》，对P2P平台的催收制度、催收外包等作出了明确规定。7月，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召开网贷行业催收问题研讨会，提出设定执行与惩戒机制，重点限制电话催收、上门催收几大主流催收方式的操作盲区；催收记录形成日报、周报、月报，定期报备、存档且至少保存5年；对催收从业人员进行资质认定和合规操作培训等催收规则和方法。
在信用卡业资深研究人士董峥看来，催收是事后弥补，很难避免矛盾，金融机构如何做好事前防范、事中监督更重要，从源头上不要乱贷。
就在51信用卡爆出被查同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明确非法放贷入刑认定标准，实际年化利率超36%即涉刑事责任。关于贷后管理，意见也指出，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今年5月27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下称“协会”）相关人士处获悉，继4月18日协会公布了超12万名“老赖”名单后，为切实保护出借人利益、防范化解P2P网贷风险，协会打击“恶意逃废债”行动有望再次“升级”。据了解，协会正在联络各省（市）互金行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向P2P网贷从业机构征集借款主体“恶意逃废债”名单。
而根据协会的持续跟踪发现，一些“恶意逃废债”人群目前以“反催收”名义行着有组织、有预谋的“老赖”之实。这些“恶意逃废债”人群中的很多人，发起、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反催收公共聊天群，大多集中于QQ平台。
也有业内人士担忧，过度打击催收可能导致一些老赖故意不还钱的出现。
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此前表示，一些P2P网贷机构的借款人存在故意逾期不还款、传播平台负面消息、有组织地对抗催收、等待P2P平台资金链断裂倒闭，从而逃脱还款义务等“恶意逃废债”行为。该种行为不但影响了网贷平台的正常经营，加剧了行业风险爆发，而且对广大出借人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
协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为了推动P2P网贷备案工作的有序进行、促进行业长远健康的发展，打击“恶意逃废债”势在必行。
分析
“催收乱象”协会、律师如何看
一场催收风波，折射出放贷机构的催收乱象。催收乱象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为何？催收的法律、行业底线到底在何处？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尽量减少人为的催收因素介入”
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羽给新京报记者表示，“暴力催收的本质，应该是现有的信用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导致的。并且早期的民间借贷的催收方式普遍以施压的方式进行，因为部分无法按时还款的借款人是根本没有还款意愿的，所以通过各种手段的施压来迫使还款人增加还款意愿。”
对于催收行业是否能够走出这个暴力痼疾的问题，张羽认为，催收行业存在的所谓暴力问题，一部分是主观形成，一部分是由于催收人员的情绪控制不当导致的。想要让催收行业变成完全合法合规的方式，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尽量地减少人为的催收因素介入。目前来看，大部分的催收行业的做法实际已经仅仅是提醒了，如果能够把这种提醒式催收再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一下，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避免暴力催收。
“正是由于个人可以隐匿财产，才使催收问题长期存在”，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颂认为，对于债务人特别是老赖，法律不够完善，执行难，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此外，普惠金融这几年的兴起，客观上助推了催收行业的乱象。“比较直接点来说，普惠金融主要服务的是次级的客户，即原本无法被银行服务所覆盖的借款人群。他们的借款金额通常比较小额。但是，我们的司法流程相对比较漫长、滞后，直到现在只有三个城市有互联网法院，其他城市连网络仲裁都没有。一旦出现还款的问题，适合小额的各类软暴力或硬暴力催收现象就出现了。”方颂给出自己的观点。
“暴力催收”打击必须高强度，“合法催收”界定关键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彭凯介绍，催收行业在国内由来已久，伴随着金融贷款、民间借贷活动的活跃而兴起，一度呼吁行业“阳光化”但未见效果。早在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下发过一个《关于禁止开办“讨债公司”的通知》；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下发过《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
彭凯表示，刑法中本身不存在“暴力催收”这一罪名，催收入刑往往也是因为“暴力”引发（包括软暴力），所涉罪名有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也有因催收人员“转单平账”“买卖信息”引发的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罪名。行政层面，近些年看，关于催收的规范，零散地见于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文件，也见于一些自律组织的行业自律公约。而民事层面，则主要涉及“侵权责任”相关，名誉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等。
彭凯认为，“暴力催收”打击力度必须高强度，但“合法催收”的界定亦显关键。催收机构是服务于整个金融行业的，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既要“堵”，也要“疏”。而在催收之外，征信建设与失信纳入、法诉手段和措施的便利化提升，也是“疏导”的侧面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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