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三季度就业数据看，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相比去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100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而言，下滑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总体来看，制造业就业受经济周期下行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压力，但就业整体依然平稳。
2010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始终没有保持稳定。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指出：“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和就业水平持续提升之间的矛盾现象显然不符合“奥肯定律”。难道“奥肯定律”失灵了吗？
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稳步提升
从理论角度讲，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需求疲软和产能利用率下降会导致失业率明显上升。但事实上，非但没有看到国内就业层面出现任何恶化迹象，反而政府在2014年把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目标从900万提升到1000万，而在2017年又提升到1100万。2018年经济数据显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比上年多增10万人。
从数据层面看，人社部下属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全国职业供求状况数据显示：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趋势性逆转，从之前的“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并且求供倍率升至1倍以上并一路上行。
奥肯定律给出的“失业率”与“GDP增速”之间的具体关系是“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DP便低于潜在GDP2%”。显然奥肯定律中的GDP增速不是单纯的实际GDP增速，而是实际GDP增速和潜在GDP增速之差，或者说是“产出缺口”。因此，如果短期内一国的潜在GDP增速不变，产出缺口的大小直接由实际GDP增速决定，从而实际GDP增速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就业水平。但如果潜在GDP增速出现变化，则情况会变得复杂，需要重新考量。
服务业蓬勃发展贡献大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结构转型升级，增长驱动因素从出口和投资向消费转型，与之相匹配的是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2013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越工业，之后在2015年服务业占比首次突破50%。截至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54%。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同时，全社会劳动力也持续流入服务业。2012年至2018年，服务业劳动力占比提高10.2个百分点至46.3%，但同期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劳动力占比却下降了2.7个百分点至27.6%。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市场保持稳定的背后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近年来经济转型过程中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从现实角度来看，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劳动密集型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在转型的初级阶段，较为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衣食住行相关）发展较为迅速，而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效果明显，甚至在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情况下，出现与制造业竞争劳动力的情况，造成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的现象；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会拉低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且这种“拉低效应”会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上升而逐步增强。
经济增长将维持中高速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潜在经济增长率中枢可能会在继续转型过程中由于服务业占比持续提高而继续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还是希望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把实际GDP增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结果会推高物价形成通货膨胀或者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反之，如果货币财政政策的操作目标是把实际GDP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长率拉近，那实际GDP增速可能依然会维持在相对低位，甚至继续下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政府未来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上，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在宏观政策操作层面，货币财政政策也更加注重有效性和针对性，避免出现“大水漫灌”的局面。
那么是否需要担心产业结构在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会无止境地拉低经济潜在增长率？答案是“未必”。
事实上，大量研究显示，服务业劳动力占比和服务业产出占比提升与实际GDP增长率未必是线性关系。到达某个时间点之后，服务业可以推动经济增长重新开始加速，从而令服务业在劳动力和产出中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出“U”型关系，特别是当服务业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时候。
鉴于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在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与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性服务行业发展更为迅速，导致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但目前金融、通信、商业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也开始提速。这些生产型服务业不仅本身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较大，而且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直接拉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如果未来生产型服务行业发展得到充分发展，将会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在相对中高速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