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妈妈在外面工作，常常照顾不到你。但一空下来，总是很想你。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妈妈，我最近学习和生活遇到了一点困难。但有老师的帮助，我一定能克服！您在外要注意身体，我也很想您！”
在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育才学校的教室里，一场特殊的线上家长会正在召开。借助视频连线，几名同学通过教室大屏幕和在外地打工的父母实现了“面对面”，并分享了各自的近况。
在这所70%左右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的学校，每个班每周都会为孩子们举行这样的线上家长会。“这不仅能让家长了解学校的工作和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也能让孩子们更加理解父母工作的不易，更有利于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弋阳县教体局党委委员周立军表示。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学校的态度和做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校社能否形成合力、共同营造良好育人生态。在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中，也明确提出学校应承担主导作用。当前，学校在主导家校社协同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和难点？应如何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努力弥合这些鸿沟，构建更加和谐的育人生态？
厘清家校教育边界，完善沟通方式
晚上10点多，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教师吴洁正准备休息，却突然接到学生家长的电话。她担心学生出了什么事，马上接听。然而当听完电话里家长的讲述，她很是无奈：“夫妻俩为了争平时谁陪孩子多而吵了起来，这需要半夜找老师当裁判吗？”
另一边，家长张丽则被孩子班主任的态度气得够呛。原来，她的儿子上初中后就产生了厌学情绪，已经几个月不去学校了。“我跟班主任说了好几次，想请她来家访，一起帮孩子想想办法。但每次她都说最近太忙、没时间。没办法，我们只好直接找校长投诉，这才等到年级主任带着班主任来家访。也不知道班主任以后会不会给孩子‘穿小鞋’。”张丽叹气道。
一边是教师抱怨家长把本该属于家庭的责任甩给学校和教师，另一边是家长“吐槽”学校和老师没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双方各执一词、互不满意，这个问题在当前家校协同中普遍存在。
“当下许多家校矛盾，都是因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边界不够清晰导致的。比如，学校有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职责，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但落到现实中，哪一部分归学校和老师管，哪一部分属于家庭教育范畴，目前还缺少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是政策法规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应该尽快厘清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各自的职责和边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雄表示。
与家校教育边界不清相伴的，是学校管理者、教师在处理家校关系能力方面的欠缺。“比如，一些年轻教师自己还未组建家庭，对当下家长、孩子的普遍困惑与诉求并不了解，缺乏和家长沟通的经验。当遇到原本并不严重的家校冲突时，往往会十分被动地应对处置，以致被家长投诉，致使家校间的互信被削弱。”杨雄认为。
当前家校沟通的方式也亟待完善。北京市顺义区家庭教育指导专家朱煦指出，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学校建立了各级家委会、家长学校等家校沟通机制，家长会、家访等也普遍开展，但有的在实际执行中却“变了味”。“比如家委会成员往往和老师的关系较好，导致原本有监督职能的家委会变成‘第二班会’；作为优良传统的家访，在有些老师那里变成了‘计件任务’，甚至还要辅之以津贴补助才能落实，家访的家校沟通作用被严重削弱。因此，学校应该尽快摒弃形式主义，通过真正有效的家校沟通方式加强沟通、建立信任。”
明确社会机构教育职责，畅通常态化协同渠道
“当前，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协同共育已经有了较多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相比而言，学校与作为‘实践大课堂’的社会之间的协同互动就少得多。”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教授薛二勇告诉记者。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康丽颖的一项调查佐证了以上观点。她发现，家校社协同育人各有资源优势，但资源利用多处于零散状态，缺乏整合，不同主体间的资源互用仍存在障碍。“调研发现，在三方协同中，社会的参与度最低，有三成以上社会组织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
对此，薛二勇表示：“社会协同涉及的主体很多，比如街道，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高校，医疗单位，企业等等。当前校社协同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不同社会机构在协同育人中承担的教育功能不明确，这直接影响到双方合作的意愿和行动。”
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师杨小斌观察到，目前校社协同比较常见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专家学者进校园开展讲座，二是学生去相关社会机构参观调研，三是学生参加研学和实践活动。”
杨小斌指出，不同学校占有社会资源的情况各不相同，存在比较明显的两极分化。“一般来说，头部学校经常能引入比较优质的社会资源，但是其他学校，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能借助的社会资源就比较匮乏。”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告诉记者，即便自己身处本地“名校”，但想要开展一些校社共育的活动，更多时候还是得依靠个人关系或者学生家长的资源。
“目前，学校还缺少与社会机构之间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即便建立了联系，也多是单次性的。”薛二勇说，“此外，学校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合作缺少有效的监测评价机制，导致双方合作动力不足、效果欠佳。”
朱煦特别指出，当前在中小学生中较为突出的心理健康和校园安全问题，也需要学校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协同。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支持涉及心理问题筛查、咨询、疾病识别与诊断、后续干预与治疗等多个环节，仅靠中小学心理教师显然无法承担。但是当前，中小学与医疗机构、高校心理学院系、社会心理咨询机构之间并未建立起顺畅的转介机制。”朱煦说。
提高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做实校社合作效果评价
“要提升家校社育人效果，学校就要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从加强馆校协同、医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警校同步等多个方面，积极构建学校与家庭、社会机构之间稳定长效的沟通渠道和合作机制，确保信息流通顺畅，促进各方之间有效协作。”薛二勇表示。
“学校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营造家校社友好合作的浓厚氛围。”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重涵呼吁，“这项工作太重要了！人与人之间只要关系和谐、彼此理解，凡事就有了沟通和解决的可能。”
吴重涵建议，学校在完善现有的家委会、家长学校、家访等家校沟通机制的同时，可以开展一些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让家校关系更加融洽的活动，比如亲子运动会、亲子阅读日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不仅要从学校层面设计开展，更要将其下沉落实到每位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吴重涵说。
杨雄认为，可以通过开展培训持续增强教师协同育人的胜任力。他告诉记者，2020年以来，上海开展了为每一位中小学生配备一名导师的“全员导师制”育人探索。“连续几年，我都作为指导专家为上海中小学教师进行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的培训。参与培训的教师大多反馈，自己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升。”
朱煦针对校社协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建议：“在加强馆校协同方面，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设立馆校协同专员（可兼职），持久积累科技馆、博物馆等场馆资源，同时可邀请场馆工作人员成为学校的‘外援’，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展研学课程设计与研讨；针对学生心理问题，要尽快与周边医疗机构建立医校互促协同机制，有摸排，有会诊，有普及，有干预，通过一段时间的数据积累，形成学校的学生健康档案；在促进社教同频方面，学校要积极与周边的社会单位建立共建机制，与社区共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在加强校园安全方面，学校要通过警校协同，提升在纠纷化解、应急处置、信息通报等方面的能力，并邀请公安、消防人员进校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
“要通过资源配置和评价改革来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有关部门应在现有的生均经费和公用经费基础上，设立专门针对家校社协作的专项经费和支持项目；在对学校的评价考核中，增加全面发展的评价维度和对多主体协同育人效果的评估，将有关负责人的绩效考核与评价结果挂钩，以此促使学校积极开展家校社协作，推动形成高质量的协同育人体系。”薛二勇建议。
（文中吴洁、张丽为化名）
（记者 唐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