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讲真话的乡村女教师：基层形式主义何时休？）
近日，湖南永顺县乡村语文教师李田田在自媒体上推送文章《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质疑学校频繁迎检、教师忙于“扶贫”、耽误课程等形式主义现象。因为文章引发了相当关注，当地教体局深夜约见，让李老师备受压力；而目前，在媒体深度跟进、州委领导亲自介入后，李田田的实话受到了印证，“惊吓”也得以解除。虽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但它所反映出的基层现实倒也格外“真实”。“开学以来，学校几乎每周都有检查，隔两天，我们就要带学生大扫除。停课扫地是常有的事，我的语文课已停滞不前。老师得走访扶贫，我身上就有五户贫困户，得时常与他们联系。这不，本周末老师们又要下队走访，算老百姓收入，搜集整理信息，填写各种资料。有几次，检查应急，我们老师不得不停课去政府加班，让教室空堂，我们把那400多个学生置于何地？把教育置于何地？”唏嘘之余，岛叔发现这篇文章所揭示的种种，在各个贫困地区实在是再普遍不过。客观上讲，农村中小学历来是形式主义的重灾区，这不仅是因为学校管理本身就陷入了形式主义的魔咒，还因为教育系统作为各农村地区最庞大的事业单位群体，需要深度介入当地的中心工作，自然容易受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比如李老师文章中写到的脱贫工作，这些年来，脱贫攻坚成了贫困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而具体到教育系统呢，它本身就面临着与其业务相关的政治压力，如控辍保学等工作直接关系到脱贫验收，各学校都得花大精力监控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等重点群体。再加上，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由于贫困人口众多，扶贫任务大，凡是公职人员都有帮扶任务。像李田田这样工作才几年的年轻老师，也有5个对口帮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业务单位聚焦主业，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像岛叔调研过的一些贫困村里，扶贫工作队有公检法的，有医院的，有学校的。这些单位本身业务就比较繁忙，还要承担繁重的脱贫攻坚任务，要说对本职工作没有影响，怕是自欺欺人了。李田田老师说，她的学校最近几年都是忙于迎检、做材料、入户，乃至于影响了教学进度，可谓一点都不夸张。只不过，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从党性、责任和担当的角度看，各单位和党员干部配合中心工作，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岛叔在和扶贫干部交流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扶贫干部首先都对脱贫攻坚工作有较强的认同，认为参与其中，的确是党员干部应尽的责任。再者，他们也觉得这是“分内之事”，即便另有专业职责，但扶贫也算是“临时分派”或组织交办的“其他事项”，这在业务工作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再次，基层的朋友虽对扶贫工作的形式主义深有体悟、多少都有怨言，但理性分析，觉得这也难免；况且只要脱贫摘帽后，事情就完了，也就“忍”了，所以说，扶贫干部一般是不会公开抱怨甚至反抗的。按照李老师在文中所言，她算是“忍”了很长时间，私下应该是表达过不少意见的，以至于还有同事劝解和开导她要有“政治觉悟”。但不管怎样，她的这篇文章终归算是“意外”——也许是她入职时间不长，平常又喜欢自己写点东西，对有些事情不吐不快。但对于大多数扶贫干部而言，他们却早已习惯扶贫工作中现有的“工作伦理”。本质上讲，扶贫干部们的“焦灼”现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有关。而如何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依靠党政统合机制。一直以来，扶贫工作作为一项“业务”，是扶贫办和乡村干部的工作，和其他干部是关系不大的；然而，一旦把脱贫视作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且赋予时间压力（即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扶贫工作就会从众多的“业务”中独立出来，成为远超其他业务的“重点工作”。在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时间节点，“重点工作”还会进一步提升，成为“一把手工程”，再进阶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李老师文章里说，开学以来每个星期都要迎接检查（区检、县检、州检、省检、国检），还要频繁入户做材料，出了错还要追责——这应该是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要接受第三方评估和摘帽检查。鉴于脱贫摘帽的重要性，各地基本上都是抱着不能出一点错的心态在做准备工作的。而在“非常态”工作压力之下，形式主义也由此产生：反复检查，反复查找漏洞，反复动员，反复加压，总之是要尽最大限度保证“万无一失”。问题在于，“百密一疏”总是在所难免，只要认真，总能挑到“漏洞”。岛叔就观察过不少贫困地区的迎检工作，基础工作不可谓不扎实，检查准备也不可谓不认真，但极少有不出纰漏的。如果碰到一位理性一点的上级领导，还能够得到理解；但要是碰到“不讲情面”的领导，就会本能地怀疑下级工作不扎实，进而要求整改。在李田田老师的事情上，岛叔是支持这位年轻教师的；而对于当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行为，却也不无同情性的理解。从县领导的角度上说，全县干部、群众辛辛苦苦脱贫攻坚了好几年，好不容易到了要成功的时候，若突然因为一篇反映形式主义的文章而被否定了成绩，怕是有点冤枉。对于当地教体局来说，就更承担不起这种责任了。合理推论，局里领导肯定是接到了县相关领导的指示，需要妥善处理李老师反映的问题。但谁都明白，且不论李老师反映的问题多半是事实，即便和事实有出入，也谈不上是什么错误。要正儿八经采用制度手段去处理，还真不好弄。于是教体局采用了一个“非正式”的治理策略，让其亲戚去做工作，并以关心的名义沟通。只不过这种柔性方法操作得并不成熟——要求李田田连夜冒雨进城，还找到其宿舍要求其签字，传递的怕是相反的意思。这么说来，这个事情倒也很难说该由谁来承担责任。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只要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隐藏着诸多的政治信息，不能用简单的行政理性去理解。为了完成中心工作，地方党委政府会集中调配资源，领导注意力也多集中于此，工作要求和考核权重都会迅速提高，而由此而生的形式主义，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点工作的容错空间小，基层必须采取措施“避责”，把工作做扎实更是最好的“避责”。但在实践中，怎么样才算是“工作扎实”，就很难讲了。有些地方工作确实很扎实，但不一定对得上上级的指标体系；更要命的是，“意外”又总是难免。“避责”的关键慢慢就变成了，一旦有“意外”事故，或上级“意外”发现纰漏后，马上采取措施合理解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事都“留痕”，让上级有据可查。李田田老师反映形式主义问题后，有关领导拿一个县里出示的解释文本让其签字，就是出于“避责”和“自保”的考虑，万不得已的时候对上级和公众有个交代：你看看，连李老师都承认了，她说的有点片面。二是重点工作的“重要性”，上级往往只能通过提高要求和领导重视来体现。平心而论，在一般贫困地区，在如此之大的扶贫资源投入下，按期脱贫怕是问题不大。然而，要把脱贫的成绩真正体现出来，怎么弄呢？只能用标准数字、文字、图片、实地“盆景”来展示。基层不断做形式主义工作，一方面是要把实事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至少表明一种态度。否则，“连形式都不做，怎么能说是重视”？长此以往，上级和基层就陷入了一个极其吊诡的境地：领导越是重视，越是下基层调研、检查，基层就得做越多的形式主义工作来回应上级。近年来，为了解决基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很多事无巨细的措施也都一一落地，但从基层的反映看，效果尚不明显。比如“四不两直”调研（岛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虽然减少了一些迎来送往的工作，但某种意义上，基层更是紧张了——得做更多的形式主义工作以备检查。说白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身就是科层组织的产物，在封闭体系内很难根除。尤其是在治理现代化还未达到一定阶段的情况下，单纯在体制内去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最可能致使的结果不是二者的减少，而是其更多的“繁衍”生机。那出路何来？岛叔觉得，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取道于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毛主席就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李田田老师说了真话，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领导认真接受批评，加以改进就是了；如果有不同意见，那也只能用讨论、说服的方法，不能压服。所幸，针对本次事件，湘西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已经表态，湘西州将整顿一切形式主义的检查，教师有什么好的建议，支持公开发表，并及时予以调查解决；今天，由永顺县纪委监委牵头的调查组也正式成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严肃处理。当然了，李老师反应的问题，也不是永顺县一地存在的问题；州委领导为她说话，其实也是为永顺县和其他地区的相似困境解套——将来还是少搞形式主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