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商人，张謇有着极为宏大的抱负，他一生信奉两个主义，在经济上信奉“棉铁主义”，也就是依靠棉纺织业和冶铁业发展国民经济；在政治上则坚信从“村落主义”中可以找到拯救中国的方法。所谓“村落主义”，其实就是地方自治的代名词，在封建社会谈“自治”二字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所以张謇采用了一种变通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理想。
除了创业初期手头拮据的那几年外，张謇总是不遗余力地把钱用到扩大生产规模和经营种类上。据史料记载，在大生纱厂开办之后的十余年间，张謇陆续开办了垦牧公司、冶铁厂、纸厂、火柴厂、盐业公司等。这样大规模、多种类的兴业办厂，令人望尘莫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海垦牧公司，当大生纱厂顺利运转起来之后，纺纱原料——棉花的来源成了问题。此时张謇做出惊人的决定：围海造田种植棉花！为此他创立了通海垦牧公司，筑起拦海坝，先后造田十二万亩，仅此一项便前无古人。张謇办垦牧公司，也是为了给南通人一个稳定的就业来源，这其中所体现的依旧是他为民谋利的情怀。然而张謇的实业之路却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当他把目光投向更远处时，一道又一道阴影如同永夜般拦住了他的去路。
张謇曾经试图将南通的自治模式扩展到更大范围，为此他推动了“徐州建省”计划，也就是在苏北建立一个独立于江宁以外的政治经济中心，此举触及了地方官吏和朝廷大佬的各方利益，在他们联手阻挠下，徐州建省仅仅是设立了一个名义上由漕运总督改名而来的江淮提督而已，与张謇当初的构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另一个打击是，后来他极力谋求与外国资本家联手兴办海外贸易公司，最终也因为帝国主义不愿意张謇把企业做大做强而以失败告终。
徐州建省和海外贸易的接连失败，让张謇逐渐变得急躁冒进起来，他深恐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有生之年不能得以实现，于是加大力度进行各项实业投资，此后短短数年间，他在没有认真考虑成本与销路的情况下，又在大生一厂、二厂的基础上接连建了六个大型纱厂，到了大生八厂建成时，这种违背企业经营规律的大规模兴厂行为已经让大生公司不堪重负。
可叹的是，此时的张謇为了让南通成为一个在民生经济上真正不依赖于外界的自治区，又接连动用企业利润兴办教育与慈善机构。他在当地总共开办了370所小学、6所中学和3所高等学校，还设立了新育婴堂、墓园、栖流所、养老院、济贫院、女红传习所、残废院、聋哑学校……甚至还修了700余里的马路。客观上说，张謇的慈善事业对于缓解南通社会矛盾，培养企业所需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是对于已经因为投资不善而效益不佳的大生公司来说，如此大规模地捐助慈善事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由于逐年亏损和负担过重，大生公司终于挺不住了，致力于“以一人救一国”的张謇终于到了不得不考虑向外国借款来维持企业日常经营的地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竟然是日本人站了出来，答应帮助张謇。
悲剧的是，张謇先前的“以一人敌一国”，“一国”指的也是日本。张謇的从商之路起于中日甲午战争给他带来的刺激，他生平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头号大敌。从他创办大生纱厂之初订立的《厂约》中，可以明白地揭示出张謇开办纱厂的目的。“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本所必须，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敌，无异沥血肥虎。”他执著地认为，只要能在南通将日本人的经济势力驱逐出去，那么全国各地自然会以此模式为借鉴，达到在全国范围内驱逐日商的目的。
张謇的大生纱厂在起步之初，凭借着当地人对日本历年剥削的仇恨，顺利取得了原料与销路，还多次在纺纱和织布领域狙击日本商人，让日本人损失惨重，可以说日本商人对张謇恨之入骨。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以极低的利息提供给他3000万到6000万的资金摆脱危机，张謇此时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但他为了大生公司的未来，还是准备接受这笔借款。然而让张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的借款本身就是一颗裹着蜜糖的毒药，此后两年间，尽管他屡次催促，日本人却迟迟不履行借款合约。
等到“一战”结束后，原本无暇顾及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缓过气来，迅速扼紧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喉咙。再加上军阀连年混战导致民生凋敝，原本已经举步维艰的大生公司首当其冲，在原料供应、生产设备、产品销路等各个领域受到沉重打击，很快就不得不宣布破产。
张謇一手创立的商业帝国终于轰然倒地，失去了信念支撑的他，晚年是凄凉的，他曾这样叹息：“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张謇自始至终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也是一个悲剧性英雄，他的理想追求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差距过大，情怀带给了他勇往直前的勇气，却也埋下了悲剧收场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