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液仙艰辛创中化
方液仙，名傅沆，1893年12月生于上海，是近代著名的镇海方氏子弟。方家世代为商，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经营钱庄、典当、银楼、南北货等业，仅钱庄就设有二十多家。方液仙少年时就读于宁波斐迪中学和近代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书院，接受了良好的西学教育。他尤其喜爱研究化学，曾师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人窦柏烈学习，其同学中还有后来著名的“味精大王”吴蕴初。他在家里设立简易的实验室，购阅有关制造日用化学品的书籍，苦心钻研，学会制造多种化工产品。
1910—1911年，上海发生钱庄倒闭风潮，方家大多钱庄亦未能幸免，仅存3家。方液仙之父方选青不擅经营，打算让方液仙继承家业，但他对经营钱庄并无半点兴趣，令父亲非常失望。鉴于当时外货化妆品，如欧美夏士莲雪花膏、劳氏白玉霜及日本金刚牌牙粉等充斥市场，方液仙决计自己研制化妆品。
1912年，19岁的方液仙开始筹设中国化学工业社（简称中化社），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并不气馁，多方奔走筹款，最终说服母亲方李氏，拿出私蓄1万元给他作启动资金。他在圆明园路安仁里家中设厂，购置一些简单设备，亲自率几个工人和学徒，生产三星牌雪花膏、白玉霜、生发油、花露水、牙粉等化妆品。当时因外货泛滥，中华社产品销量极微，连年亏损。家人、亲友见此情形，都力劝其停手，可他仍不改其志。他还和友人合伙开办了龙华制革厂、鼎丰搪瓷厂以及橡胶制品厂、硫酸厂等，多为国人首创的化轻工厂。在洋货大行其道的近代中国市场，本土产品几乎没有销路，最终都无奈停产了。
1915年，在1万元全部蚀本后，他又设法自筹3.5万元，并争取其舅父李云书投资1.5万元，在重庆路租了三间厂房，增加设备，聘请经理、推销员等，增加果子露、皮鞋油等产品。这时，中化社因大量资金注入，初具规模，但营业仍是年年亏损，不见起色。1919年初，中化社又亏损殆尽，濒临倒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运动，中化社从而绝处逢生。中化社的产品质量并不亚于洋货，因此深受消费者欢迎，纷纷购买，三星牌各类化妆品、日用品迅速打开销路，生产迅速发展，不久转亏为盈,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1920年，方液仙请求上海钱业巨擘、四叔方季扬投资，方季扬同意入股，却有个条件：要求李云书撤资。方液仙左右为难，一位是舅父，一位是叔父，两位长辈都不好得罪。他权衡利弊，思虑再三，最终决定苦口婆心劝服舅父李云书退股。这样，中化社重组资金5万元，方液仙自认七成股份，方季扬认三成，中化社改组为无限公司，方季扬任董事长，方液仙任总经理。自从方季扬入股后，中化社得到金融界支持，有了稳固的后盾，在河南路设立总公司，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扩大了生产规模，企业焕然一新，先后推出四大名牌产品。
1923年，方液仙的同学吴蕴初试制调味粉成功，由张崇新酱园老板出资投产。起初，方液仙见调味粉市场前景不错，打算投资参与，但张崇新老板坚持独资，因此方液仙决定中化社自己生产。他责成徒弟王修荫按照公开发表的制造方法试制，但生产环节繁多，整个生产过程需要2个月，而且质量也不稳定。方液仙遂偕王修荫同赴日本，通过郭永康介绍，参观了日本“味の素”厂，并取回一些半成品，回国后经过进一步仔细分析研究，终于解决了生产技术问题，生产出“观音粉”和“味生”。观音粉质量不如天厨味精，销路不好，味生售价比天厨味精低30%，颇受欢迎。中化社调味料品的副产品酱油精、酱色的销路也不错。中化社与天厨味精厂作为同业有竞争，同时也有共同利益，在质量与价格方面形成互补，最终将日货“味の素”挤出了中国市场。
国货精品领驭市场
20世纪初，产自日本的“野猪”牌蚊香倾销中国，几乎独霸了上海及东南沿海市场。方液仙决计研制国产蚊香，与日货一较高下，经过钻研，成功研制出蚊香。随即，他派职员赴日本学习用机器制造盘型蚊香的技术，拨款建厂房、置机器，进行机制蚊香试造，终于获得成功。产品取名为“福禄寿三星”蚊香，打破了日货垄断的局面。方液仙打出“国人爱国，请用国货三星蚊香”的广告语，通过报纸、招贴等形式广为宣传。在民众爱国热情支持下，“三星”生意日渐兴隆，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南洋各埠。从此，市场上三星蚊香基本取代了野猪牌。
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生产的狮子牌金刚石牙粉在中国市场倾销。1912年，方液仙瞅准时机，开始生产牙粉，取名“三星”牌，为最早的国产洁齿剂。最初的几年中，三星牌牙粉在国产牙粉市场上可谓独领风骚。但短短几年后，随着其他品牌牙粉的相继出现，三星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境况大不如前。这些新品牌各有所长，如无敌牌香味宜人，嫦娥牌包装精美，都是三星牙粉的劲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牙粉市场遭遇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方液仙思虑再三，最后决定与其苦苦支撑，不如另辟蹊径。
当时的国际市场，牙膏作为新生代，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牙粉的替代品。但在中国市场上，却只有洋货，最著名的是美国产的丝带牌牙膏。方液仙灵机一动，何不仿照丝带牌的配方和包装，试制牙膏呢？功夫不负有心人，牙膏研制成功了，但却遇到一个问题，牙膏管怎么办呢？几经周折，方液仙决定从薛路登洋行进口软管。终于，最早的国产牙膏于1923年诞生了，也叫三星牌。
当时，丝带牌牙膏每支卖7角5分钱，平民百姓都觉得是奢侈品。而三星牌最初定价2角5分，后降为2角，大家认为绝对是物美价廉，因此甫一问世，便风靡一时。很快，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抵制洋货，三星牙膏更是供不应求，方液仙大大赚了一笔。
相对于蚊香来说，牙膏虽利润不高，但其优势在于产量大，不受季节限制，资金周转快。由于三星牙膏的先锋效应，一时之间，其他各种品牌的牙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比较著名的有黑人牙膏、留兰香等，但三星牙膏却一直遥遥领先，成为同业中的领头羊。
方液仙极其重视广告效应，规定拿出营业额的3‰作为广告费，并在中化社专门成立广告科，延聘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等为科员。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摄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由上海滩最耀眼的明星“金嗓子”周璇主演并演唱了主题歌《何日君再来》。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何日君再来》红极一时。1938年，香港大地影片公司拍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片中引用了这首歌，从而一发不可收，各歌舞团竞相引用。1941年，著名影星李香兰也将该曲灌制成唱片。其实，从片名《三星伴月》即可看出，该片是由中化社投资拍摄。以“三星牌”冠名影片，可谓匠心独具，此广告效应随着影片的走红而红，真是令人叫绝！
孤岛时期遭汪伪特务暗杀的著名报人朱惺公，曾任中化广告科科长，为吸引消费者，他专门为三星牙膏设计了奖券广告，并起名叫作“玻璃管里的秘密”。在牙膏管内放一个小玻璃管，管内放三种彩券，分别面值1元、5元、10元。更为引人的是，还设有“福禄寿”三星奖，凑齐“福禄寿”三星的幸运消费者便中头奖，可以获赠一所住房。这样一来，购买三星牙膏的消费者更多了，而且还会一直坚持用这个牌子。中化的广告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报纸、墙栏、广播、霓虹灯外，还做路牌广告，在沪杭、沪宁铁路沿线都制作了大型的广告牌，而且专门组织“国货广告旅行团”，长年奔波，从上海到西安、四川，甚至到云南，每到一处，都树立中化的路牌广告。中化的各类产品不但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而且深入人心，真正做到了妇孺皆知。
在销售方面，中化社利用多样化的推销方式广拓销路。中化社推销人员各司其职，相互间不兼管，从而能深入地了解市场情况，熟悉本职业务。凡牙膏、香皂以及各种化妆品，统由营业部直接掌握，向华洋杂货批发商联系销售；蚊香、洗衣皂由各烟纸店组专职推销；洗发皂精和止痒奎宁水由专职推销员向全市各理发店推销；调味粉由海味组向海味店推销；新产品和滞销品则采用寄售办法，指定几位推销员负责。此外，中化社在南京、杭州、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梧州、青岛等地广设发行所。中化社还在南京路各大公司租有专柜推销。海外则派人常驻印尼，专门负责联系南洋一带的产品销售业务。
三星牙膏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东南亚，甚至连非洲都有售。直至太平洋战事爆发，迫于无奈才停止了国外市场的销售。以后同业中纷纷继起生产牙膏，但中化社的三星、白玉牙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49年后各种牙膏集中在中化成产，改名为上海牙膏厂，当时品种有30多种，产量占全国牙膏生产的70%。
中化社十年全盛
1931至1940年的十年间，是中化社的全盛时期。中国化学工业社从初创时的一个小作坊，20多年间发展成为业中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型企业，是与方液仙知人善任、注重科技、严格管理分不开的。方液仙非常重视生产技术的改进，数度派人并亲自去日本、美国考察，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进先进设备。如中化社30年代引进的德国全套精炼甘油设备，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液仙深知建立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保证。1930年，他聘请留美回国的表弟李祖范为中化社经理，引入西方科学管理方法，规范管理制度，使中化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局面。
中化社改革原来的经营管理制度，制定了详尽的规章，明确各部门职责，实行四级管理，做到制度严格、职责明确、赏罚分明，提高工作效率。生产方面，实行分级质量检查制度，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各个环节都有专职人员负责检查，保证产品质量。财务方面，建立成本会计和统计制度，实行经济核算，每月的产销效果，都能及时、快速反映。
中化社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生产不断增长，加速资金积累。1935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100万元，并成立董事会。1937—1938年间，将历届股东红利作为股本，资本额增至200万元。1939年，中化又开设了设备最新、规模较大的第四厂，制造箭刀牌肥皂，后来还制造甘油、薄荷素油等，并设立了成品仓库。同时，方液仙还投资兴办了一批直接为中化服务的晶明玻璃厂、中国制管厂等企业。至此，中化产品齐全，原材料基本自给，经营管理有所改善，生产成本降低，业务蒸蒸日上，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日化企业。
甘油为牙膏的主要原料之一，同时又是洗衣皂的副产品，为了能做到原料自给，方液仙决定生产洗衣皂。1935年，中化社从德国进口精炼甘油的全套设备，并把洗衣皂品牌定名为通俗易辨的“剪刀”牌。为使“剪刀”牌肥皂的质量能赶超当时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祥茂”等洋牌肥皂，曾派人不辞辛劳地进行市场调查，走访过一些家庭主妇，采纳家庭主妇提出的要求：“剪刀”肥皂要做到“三不”，即“不缩布料、不易变形、不伤皮肤”的三点要求。1938年春，“剪刀”肥皂研制成功，终于达到了“三不”要求，遂正式投产，并很快进入市场，因其脂肪酸含量高、质量佳，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由于“剪刀”牌肥皂价廉物美，加上中化社将“剪刀”牌商标在各大报纸上做广告，使“剪刀”商标的名声越来越响，并对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祥茂”等洋牌肥皂的销售造成了影响。可不久之后，剪刀牌遇到了侵权的麻烦。原来，由于中化社负责经办商标的职员粗心大意，未发现“剪刀”商标已为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所注册，因此向商标局申请注册时遭驳回。无奈之下，由方液仙表弟、经理李祖范亲自出面，与中国肥皂公司董事长商量转让商标事宜。该公司英籍董事长提出以特价供应甘油为条件，要中化社放弃生产肥皂，并允诺承担中化的一切投资费用带来的损失，但决不同意转让商标。同时，该董事长还建议，中化可以改“剪刀”为“箭刀”。中化社本意并非冒牌，见对方不同意转让，于是自1939年起便改用“箭刀”商标。
除了中化社之外，方液仙还参与投资了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大多是为中化社提供原材料。如1925年开设永盛薄荷厂，为中化社提供化妆品及牙膏所需原料薄荷油，任董事；1932年与方哲年、方作舟合资兴办肇兴化学厂，供应中化社化工原料，任董事长；1934年投资开成造酸公司，供应中化社工业用酸，任董事；1934年创办中国胶木厂，为中化社提供胶木瓶盖等，任董事；合资创办美龙香精厂，供应中化社酒精及香精，任董事；此外还盘进天一味母厂，成为中化社的联营企业，任董事；此外还投资健华化学制药厂，任董事长。方液仙通过所属5个工厂及联营企业，组成基本自给的工业制造系统，使中化社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学品工业综合性企业。
“国货大王”惨遭暗杀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广泛开展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1932年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之际，方液仙联合了华生电器厂、美亚织绸厂等9家国货工厂，选出18种主要商品，在南京路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此后，又投资支持李康年筹设中国国货公司。1933年2月，该公司在南京路开业，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任经理。国货公司大力宣传“中国人应用国货”，专销国货，并为各国货厂设专柜展销商品。1937年5月，方液仙联合吴蕴初、蔡声白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还成立联销机构，并在南京、郑州、桂林、汉口等地设立中国国货公司，积极推销国货。由于方液仙在国货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被社会各界誉为“国货大王”。
抗战期间，中化与国货公司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加上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抗战时，方液仙先后两次在厂内及胶州路申园举办伤兵医院，救助抗日伤员，还积极支持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益友社”，并担任名誉理事，日军对其恨之入骨。
1939年，方家的镇海同乡、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傅筱庵前来游说，希望方液仙与伪政府合作，并许以伪实业部部长一职。方一口回绝，表示只会经商，不懂政治，并劝傅筱庵晚节要自重。日伪利诱不成，便用恐吓手段，方液仙终不为所动，最后敌伪恼羞成怒，决定下毒手。
1940年7月25日上午11时，方液仙乘汽车由星家坡路（今余姚路）住所外出。汽车刚驶出大门时，突然间冲出多名持枪者，拦截在车前，喝令停车并开枪射击，陪坐在车中的贴身保镖陈浦生被打伤，歹徒将方液仙拉出车外，并挟持到预先停在路旁的另一辆车上，疾驰而去。
方液仙被绑票，方家顿时大乱，即刻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请求缉拿匪徒，营救方液仙。但方家心急火燎等了一个多月，仍没有任何消息。方夫人戴氏见捕房没有查出头绪，更加忧心如焚，无奈之下向上海特别市政府求救。结果苦苦等了许久，伪政府回答是“查无此事”。直到该暴徒因他案被捕受审时，才知晓这是日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案，方液仙早已被杀害，年仅47岁。
时世艰难求自保
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局势恶化。为维护中化社的整体利益，避免汪伪特务破坏，公司经理李祖范与方液仙商量后，决定利用自己是中国扶轮社上海分社副会长的有利条件，通过美籍律师阿乐满向美国政府注册，改为美商美联实业公司，各工场均挂美国国旗，并增加阿乐满、安迪生两位美国人为公司董事。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开进上海租界，借口中化社系美商注册，认为“敌产”，派驻监督官，实行军管。中化社被军管三年中，日军大肆劫夺，将2万箱原料油脂和成品肥皂，以及1000箩牙膏强行运走。为保存资金实力，中化社在南京路慈淑大楼内设立了一个德丰昌商号，对外宣称是经营批发中化社产品的商号，实则为秘密转帐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公司大量资金转移，日军从未察觉。直到1945年5月，日军才将公司移交给汪伪政权，解除军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统治腐败，法币政策无济于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中化社在此局势下，为保全实力起见，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是在年终利润结算时，原材料价格以再生产成本计算，而不按帐面成本计算。如此便提高了帐面上产品的成本，而利润则相应下降。年终分配时，税金、红利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胀所引起的损失。二是利用银行资金。发售产品前，先向银行借款，购入原料，然后出售产品，实行先进原料后销产品，通过借款来弥补不断下降的币值。所以，中化社在币值稳定时是行庄的存款户，在下跌时是行庄的欠款户。通过这两种方法，中化社才不至于破产。1949年解放后，中化社实行公私合营，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