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文、王守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原标题：“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这一说，会场像炸了锅一样
13日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14楼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即王洪文的小兄弟）会议。原通知下午3点钟开，因为丁香花园会议上有意见分歧，拖到下午4点钟才开。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做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指示，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顿时会场乱了，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叫嚷起来。
冯国柱说：“可以想一想，也可以提些问题。如果说（四人帮）有问题，要有重磅炸弹，能说服我，说服上海的工人阶级、党员。既然1974年主席指出‘四人帮’，为什么主席生前不搞？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不相信吧！后面还有文件。”
黄涛也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
周纯麟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这样说！”
冯国柱说：“既然是‘四人帮’，主席为什么还叫春桥、文元写文章？”“既然是讲党内的斗争，为什么不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先把人抓起来，然后把材料收集出来？既然讲是‘四人帮’，是四个人的问题，为什么连金祖敏等人都抓起来？”
周纯麟插话制止：“中央讲得很清楚，‘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是党的发源地，上海人民是听中央话的，你们哪一个不听中央的话，自己硬要往圈子里面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要负责任的！”
这一说，会场像炸了锅一样，有的指着骂他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神气了；有的甚至撸胳膊卷袖子站起来要打他，一片乌烟瘴气。
周纯麟一拍桌子：“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事情，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完，在警卫人员保护下离开。
再哭、再闹、再喊、再叫，也无济于事了。
13日下午，写作组的王知常没有参加常委会，他忙着打电话给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催促立即大干，把大标语贴出去，把民兵拉出来。黄金海提出要与马振龙、王明龙、戴立清、施尚英商量一下。王知常限时下午2时半以前答复。到了2时半，王知常又去电话问怎样决定？“你们干，我带人一起来。”
黄金海说施尚英在江南造船厂，不在总工会，还要找他商量一下。
王知常非常激动，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动摇！算了，算了，我们辛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但又说：好吧，等你们到4点钟，你们动，就打电话来。
到了4点钟，王知常又打电话问怎么样?黄金海说：我们几个还没有碰到一起，定不下来。王知常说：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会议，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传达后会场内议论纷纷。黄金海、王知常这些顽固分子看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收起武装叛乱的人员、物资。
早在10月7、8日，特别是10日以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就不胫而走。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实行法西斯专政，作恶多端，罄竹难书。王洪文甚至说“现在上海是我们的天下”，“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大批无辜者被诬为“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蒙受空前奇冤。仅举一例，20世纪60年代初为查清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上海市公安局有少数人接触到江青30年代的历史。但是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抓起来的干警1700多人，被整死和自杀的66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上海，真是白色恐怖。
（连载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