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圆桌︱太平洋的跨越：移民与“亚裔美国的创生”
【整理者按】
2019年7月23-24日，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承办的主题为“传承与创新：移民、族裔与美利坚文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其中，二十余位专攻亚裔美国人历史的中外学者出席此次会议。适逢明尼苏达大学杰出教授李漪莲（Erika Lee）所著《亚裔美国的创生》一书中译本将于中国大陆面世（已于2019年10月出版），作为该书的译者，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伍斌副教授借此机会，特邀著者与参会的其他亚裔美国人历史的研究者围桌而坐，交流《亚裔美国的创生》的写作缘起与翻译历程，探讨亚裔美国人历史研究在中国扎根并开枝散叶的可能性。
此次圆桌讨论由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吴迪安（Ellen Wu）主持。此外，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王希，南加州大学美国与族裔研究中心教授娜塔莉亚·莫利纳（Natalia Molina），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历史系贾森·麦格劳（Jason McGraw），莱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内森·塞蒂诺（Nathan Citino），密歇根大学美国文化系副教授梅利莎·博尔哈（Melissa Borja），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勇，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黄卫峰教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信教授和博士研究生王佳欣、任慈、石惠等人也出席这一圆桌对话。
活动现场
吴迪安: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次圆桌讨论，庆祝李漪莲所著《亚裔美国的创生》（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中译本将于近期出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发言者。我是吴迪安，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主任。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李漪莲，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移民史研究中心主任。她的三部著作悉数荣膺学术奖项。其中包括2003年出版的《守卫美国的国门：排外时期的中国移民（1882—1943）》（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2010年与杨碧芳（Judy Yung）合著的《天使岛：移民通往美国的门户》（Angel Island: Immigrant Gateway to America）以及2015年出版的《亚裔美国的创生》。目前，她担任安德鲁·卡内基研究员，题为《美国人的美国：美国仇外史》（America for Americans: A History of Xenophobia in the United States）的新书也已完稿。该书将于今年11月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最后，我需要提及的是李漪莲博士所创建的移民故事数字化项目。该项目包括中文界面和移民教学大纲，非常值得在座诸位前去一览。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伍斌，博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现在是该校美国研究所的副教授。他专门从事美国历史研究，尤其关注美国移民、亚裔美国人和跨国主义等问题，已经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当前正在研究的问题是：1906年大地震之后旧金山中国城的跨国重建。需要在此强调一下，伍斌于2012年至2013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我很荣幸能够成为他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接待老师。
李漪莲与伍斌二人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也都是我的朋友。今天很高兴能够与他们齐聚一堂。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讨论即将出版的《亚裔美国的创生》中译本。我们可以先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一下这部著作的封面。请看大屏幕上左边的照片，这是该书英文版本的封面；右边则是中文版本的封面。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解读中文版本封面上的字母饼干。李漪莲，您能告诉我们当您看到与英文版本封面相比如此迥异的中文译本封面时，您作何反应？
吴迪安:好的，我们可以回到之前我们三个人所计划的研讨问题了。在我们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在座各位可以向著者和译者提问其他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要问的是，李漪莲，是什么因素激发您写作这本著作？您希望借此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李漪莲:对亚裔美国人史学有所了解的读者基本都知道，这是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我是美国学术界第一代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亚裔美国人史学者，并申请博士学位和接受相关专业训练。这意味着在我之前，至少有一代半以上的学者都是研究、书写、讲授亚裔美国人史的先驱。但是他们一般是某一特定亚裔群体的历史研究者。我们通常将麦礼谦（Him Mark Lai）誉为华裔美国人历史研究之父。 虽然他并未获得过博士学位，但是他作为早期研究华裔美国人历史的学者，已经竭尽所能。他的研究成果不仅用英文发表，也有中文发表。他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编纂参考文献。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些资源与资料是可兹利用的。在此之后进入亚裔美国人研究领域的是Scott Long和Robert G. Lee。他们获得过博士学位，但是并不主修亚裔美国人历史。Robert G. Lee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正是这些学术前辈所铺垫的道路，让我在大学时得以选修亚裔美国人史的课程、写作关于亚裔美国人史的本科论文。这些都非常有价值，对我申请博士学位也颇有帮助，进而将亚裔美国人史研究作为我毕生志业。但是并不是我所申请的学校都有亚裔美国人史研究。个中被拒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会告诉我，没有人可以与我共事亚裔美国人史。拥有一个能够理解什么是亚裔美国人史的研究同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提出什么问题？以何种路径解决这一问题？如何才能对美国历史研究做出更广泛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于我而言，大量的既往研究尤为重要。其中两本著作甚为关键。这两本著作皆是关于亚裔美国人史的综合性研究。在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二者即已出版。当时我阅读了这两本著作。在此，我必须提到这些先驱性著作对我的帮助。忽视它们的贡献，是很不应该的。它们分别是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于1989年出版的《来自大洋彼岸的陌生人：一部亚裔美国人的历史》（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及陈素贞（Sucheng Chan）于1991年出版的《亚裔美国人：一部诠释史》（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幸运的是，罗纳德·高木与陈素贞都曾经来过我的学校讲授他们的著作。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可以做出学术成果的研究对象，亚裔美国人历史研究是一个具有学术潜力的方向领域。所以，这些著作不仅对我本人、对亚裔美国人研究学者，而且对当时整整一代学生意识到亚裔美国人史的重要性与丰富性，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开始意识到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是美国史的一部分，且对美国历史进程至关重要。这些研究真正转变了我们思考“美国是如何构建的”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所以，多年以来，我使用这些著作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课堂授课。
著者李漪莲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这些著作已经过时了。我的学生来自多样的亚裔群体，其中很多并没有体现在前辈学人的著作中。所以授课时，我不得不重新书写讲稿。有些学生是来自越南、柬埔寨、老挝的难民，还有一些是来自韩国与中国的被收养者。所以，我运用亚裔社区的报纸书写讲稿，让学生们做口述史。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运用跨国史的角度思考美国历史，将亚裔移民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同时，我们对种族在美国如何运作、种族认同如何推进等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总之，由于在授课过程中我并不能有效地满足学生们对亚裔美国人历史的认知需求，因此，我萌发了写作此书的打算。事实证明，写作此书所耗费的时间远超我的预期。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真正意义上地拓展亚裔美国人史的时间段限的重要性。传统的研究大多从19世纪50年代华人矿工开始谈起。受更多研究成果，尤其是拉美移民史研究的启发，亚洲人的移民过程仅仅是更长时间段限内迁移行为的一部分。早在欧洲移民者来到美洲之前，移民过程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将时间起点追溯至1565年，并延伸至今。这一拓展时间段限的方法所带来的变化，超乎我的想象。
此外，我还想拓展亚裔美国人史研究的地理边界。这不仅意味着将这一研究领域的疆界拓展至美国的西海岸或者大城市，而且还包括美国的中西部；也包括亚裔美国人与身居加拿大、拉丁美洲等多地亚洲人之间的关联；亦包括他们与太平洋另一端的跨国关联。
这一著作对学术界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更加宽泛地界定何为亚裔美国人。与亚裔美国人社区中最大的、最古老的群体相比，很多其他的亚裔美国人群体并非无关紧要。所以亚裔美国人并不仅仅包括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亚洲人，还应该包括那些具有种族多样性的东南亚国际移民。目前来看，这些移民增长速度最快，并自我认同为双重公民，是跨国公民与全球公民，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种族类型。
这一著作为学术界所做的最后一个贡献关系到种族层面。我试图超越黑人与白人种族二分法，不仅考虑本土美国人与拉美裔美国人的种族关系，也阐明亚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构建、种族地位的变化。这不仅对于历史的建构至关重要，对于我们转变认知方式同样重要。正如吴迪安在她的重要著作中所体现的那样，从二战前最受鄙视的少数族裔转变为当今的模范少数族裔，亚裔美国人的种族地位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以上种种都是我写作此书的主要目标。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选择在2015年出版此书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因为这是1965年移民法通过50周年，也是亚裔美国人从1960年占美国人口总数不到1%，增长至当今2000万人的重要节点。
吴迪安:是的，这部著作非常具有学术抱负，读来令人振奋，又适用于课堂教学。那么，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是什么让您决定出版中文译本，同时我们需要伍斌谈一谈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李漪莲:我认为写作该书和翻译该书的初衷是相似的。在美国，亚裔美国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而大多数美国人对亚裔美国人知之甚少，甚至很多人扭曲地或者刻板地认识这一群体。依我之见，事实确实如此。一方面，这本书为美国领导层所著。我既期待他们能够真正将亚裔美国人社会作为重新思考美国历史、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移民与种族的运作方式等问题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这本书也为亚洲领导层，尤其是中国领导层所著。很多的亚洲国家领导层可能对亚裔美国人史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也知之不多，大多仅仅关照与他们的母国相对应的族群。然而事实上，正如赵小建教授的文章所示，美国依然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移民接收国，而中国已然是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 所以，我希望这部关于亚裔美国人史的著作，能够对当代的这些重要发展趋势有所启发。
吴迪安:那么，我再来问一下伍斌，你能给我们讲一下第一次阅读英文版时的感受吗？这部著作对你的学术思考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此之前，你的学术研究和治学兴趣如何引导你翻译此书？什么因素促使你接受如此艰巨的学术挑战？
伍斌:当我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英文版时，这本书讲述故事的技巧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李漪莲擅长运用案例研究。但是她没有囿于对故事的讲述，而是将这一案例与故事置于非常宏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这里的历史背景不仅指美国历史，而更多地指向跨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全球背景。
我最初关注的是美国欧洲移民的历史。但是近几年我逐渐意识到，在美国的亚裔美国人史研究中，尤其是在美国华人史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从中国的角度研究亚裔美国人史。所以，最后我改变了研究兴趣，更多关注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尤其是美国华人史。我开始逐步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其中包括李漪莲的《守卫美国国门》。这本书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较早且较为成功地运用跨国视角研究美国华人史的著作。我是从这本书开始了解李漪莲的学术研究的。
我接手翻译工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让我向他们推荐一些上好的美国历史著作，看是否有可能译为中文。我向这家出版社推荐了大概五本书，其中包括徐元音的《梦金山，梦家乡》（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李漪莲的《守卫美国国门》和吴迪安的《成功的肤色》（The Color of Success: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l Minority）。但是《华裔美国的创生》并没有包含在内，因为这部书当时尚未出版。也许该出版机构社意识到我对亚裔美国人史感兴趣。所以当他们打算把这本书引介到中国时，便询问我能不能担任该书的翻译。考虑到我本人的学术兴趣，李漪莲的学术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本身的价值，我最终接受了这一重任。
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正如李漪莲所言，在美国史学界，亚裔美国人史仍然是一个有待大力开辟的新领域。中国学术界更是如此。研究亚裔美国人史的中国学者凤毛麟角，且他们大多关注美国华人。此外，我这认为其中有一些研究局限。 所以，我想把这本书介绍到中国和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海外华人史研究和美国华人史研究学界。这本书不仅将对中国的相关学者有所启发，也会激发中国老百姓对亚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史的兴趣。
译者伍斌
吴迪安：你能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兴趣吗？他们不仅对美国的事务感兴趣，也似乎已经对移民问题产生了兴趣？
伍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老百姓。因为如果你有能力把故事讲写得很好，如果你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那么你肯定会激起普通读者对你著作的兴趣，进而产生对亚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的历史感兴趣。比如艾明如（Mae Ngai）所著《幸运之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多中国人，不仅仅是中国学者，还包括中国普通老百姓也阅读过这本书。如果我们努力写出这种生动的故事，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
李漪莲: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一直在思考，至少在美国学术界，作为一种技能，讲故事的能力为何时有会被低估。我们在美国的中学里并没有学到很多相关内容。但是我依然认为在所有的学科中，讲故事的能力是我们史学工作者所能做得最好的技能之一。
吴迪安:伍斌，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次翻译经历的一些体会吗？比如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其中有何乐趣与挑战？花了多长时间？
伍斌:如果我可以再选择一次，也许我会重新考虑是否接下这本书的翻译。所以，我想谈谈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首先是时间问题。翻译著作非常耗费时间与精力。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翻译这本书。中国的青年学者承受了很多的压力。我们要照顾父母和孩子，还必须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所以，“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的规则同样适用于中国学术界。
众人：这个规则在全世界都适用。
伍斌：第二个翻译困境是我的英语水平有限。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亚裔美国人，甚至包括华裔美国人的名字都很难准确地翻译成中文姓名。韩国裔美国人和日本裔美国人的名字更加难以确定，事实上这些名字很多是有对应的中文汉字的，但我并不知道。我将一些日裔美国人的英文名字发给一位专攻日语的朋友，她也基本爱莫能助。
吴迪安:昨天晚上我们也向你询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你是如何处理的呢？是捏造一个中文名字吗？（笑）
众人：（大笑）
伍斌:（笑）我只是通过名字的英文发音进行翻译，并将英语附在中文译文之后，以便读者能够看到名字原文、对照查询。我的第三个翻译困境是我的专业知识水平有限。我在前面提到过，我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转向研究亚裔美国人和美国华人的历史，所以，整体而言，对这个领域的了解不多。当我阅读和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历史与知识于我而言都是全新的，为了翻译得相对可靠，我不得不查阅一些相关的历史细节和背景。由于历史学是一门讲述故事的学科，所以翻译这个故事、用中文讲好这个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同样，基于这些原因，我想译文中还会存在诸多问题。总而言之，我还是坚持认为，如果能够重新来过，要我再次选择是否承担翻译任务，也许我会慎重考虑。
吴迪安:好的。那么既然这本书的原著者与译作者都在场，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你们是否能够告诉我们，在你们看来，这本书的中英文版本之间有什么异同？
李漪莲:出版社要求我为这本书写一篇新的序言，因为这本书是在2015年出版的，但是中译本是在2019年问世的。这篇新的序言用更多的文字关注美国华人，而不是所有的亚裔美国人。我讨论了美国华人人口的增长以及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逐渐增强的影响力。当然，中译本序言也与这本书的内容保持基本一致，描述了亚裔美国人群体的多样性，只是将更多的笔墨用于美国华人对美国当前的政治气候的不同反应。换言之，我关注的是一个试图终结肯定性行动的群体。最著名的是关于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学生的案例。 在我看来，越是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美国华人，往往是那些刚到美国的新移民。而我昨天在此次会议的主题发言上谈到的另外一个群体则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代人，正是他们在倡导制定新的移民政策。 这是对美国所代表的理想与原则的公然冒犯。后者坚信，他们所经历的排华盛行的时代，可以对当代美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译本对英文原版进行了一定程度地改动。应出版社的要求，一些研究主题并没有包含在中译本中。我们就此商讨过。在很多情况下，其中一些改动是很难被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既然这本书的整体目标与英文原版仍然是一致的，那么这些改动勉强能够被接受。在中译本中，对亚裔美国人史的整体研究和引言部分的内容与英文原版基本一致。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也能像该书的美国读者一样，发现这本书对其有所助益。
某种程度上，你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因为中方出版社删掉了英文原版中两章的内容，也删除、替换了一些术语。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全貌和亚裔美国人史的宏大叙事。当然，删除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对我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倒是对于所有的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缺憾。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出版完整版还是删减版中译本，中国读者都将从这部中译本之中了解亚裔美国人史的概貌。即使是对亚裔美国人历史非常熟悉的读者，也将从本书中获得新知。
吴迪安: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将这两本书的两个版本作为原始资料进行对照解读，以真正理解当下这个非常有趣的时刻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关于比较研究，李漪莲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李漪莲:我本应首先说这些话的，现在补充也为时不晚。我要说的是伍斌为翻译工作付出了艰苦卓越的努力。这是一部体量很大的书。我和他几乎每年都会在OAH年会上见面。每次会面他都会带来一连串问题与我商讨。他翻译得非常认真仔细、详细透彻。我觉得他是我的得力助手。我很幸运当初你承接了这份翻译工作，即使像你刚才所言，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可能会犹豫再三。但是我依然想说，我非常感激你同意接手翻译任务，我为这个中译本感到骄傲。
吴迪安:前面提到了李漪莲为本书写作的新序言，那么伍斌，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你在译后记中写了什么内容吗？
伍斌: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本书的评价。正如我在前面所讲到的，我想借此告诉中国读者，在这本书中他们将有所得。也正如李漪莲所言，在此之前虽然已有几位美国史学者写作了关于亚裔美国人史的著作，但是这些大作都尚未翻译成中文。这是我在文中提到的第一点。同时，这本书将为中国读者理解美国、理解亚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历史提供机会。此外，我提到的是这本书的写作视角不同于既往的亚裔美国人史研究。李漪莲将亚裔美国人置于美国历史的构建历程之中，关照亚裔族裔社区的能动性，并没有仅仅将其视为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白人的被动反应。换言之，她更加强调亚裔美国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所作的努力，而不是囿于这一群体对外在干预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