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寂静的春天》拉开现代环保运动的大幕，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醒；从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到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环境问题被首次列入全球议程，同年10月规定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人类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50年后的今天，环境问题依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但让人欣慰的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乐观。毕竟，如果说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类错误的思维，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人类的理念。
1962年6月16日，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开始在《纽约客》杂志连载。尽管当时卡逊在美国已经颇有名气，《寂静的春天》引发的反响之热烈，还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卡逊在书中将矛头对准了一种叫DDT的农业杀虫剂，称它不仅杀死了害虫，也污染了大自然的食物链，甚至让人类染上癌症，并危及子孙后代的健康。
彼时，DDT在全美广泛使用，被美国农业部门寄予厚望，认为它将有效控制虫害和杂草，实现粮食大幅增产。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依靠DDT这样的“神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
这样的景象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美国一位鸟类保护区管理员给卡逊写了一封信，告诉她DDT造成保护区内鸟类濒临灭绝，希望她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调查，改变DDT滥用现象。这促使此前就一直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卡逊开启了《寂静的春天》的写作。
《寂静的春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科学著作，其内容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卡逊的文笔极具张力。例如，她将DDT称作“死神的特效药”。
作品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整个美国，引发了全民讨论。《寂静的春天》也被认为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它第一次让环境议题成为全民讨论的对象，环境意识和环保运动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现象。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讨论这本书，并成立了咨询委员会调查书中谈及的问题。它产生的社会效应还促使美国成立单独的环保机构，并开始针对环保问题大量立法。10年以后，先是美国进而是其他国家，也开始逐步禁用DDT。
然而，因为《寂静的春天》中的内容及语言风格剑走偏锋，并对农业化工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造成巨大冲击，招致了猛烈的抨击。该书的出版编辑说，《寂静的春天》是继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遭遇攻击最多的著作。有化工企业高管声称：“如果人人都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回到中世纪。”科学界也有人对卡逊的这本书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毫无严谨性可言。例如，卡逊在书中几乎断言DDT是一种致癌物，但科学研究却一直没有找到DDT直接致癌的有力证据。
虽然《寂静的春天》充满争议，但是20世纪以来，环境污染导致的现实残酷性丝毫不逊于书中所述。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忙于战后的社会经济重建，加之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冷战带来的狂热竞争，经济增长被置于至高位置，环境污染和破坏也随之而来，人类也开始承受代价。
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使人痛心的包括：发生于1930年12月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致60余人死亡，数千人患病；发生于1948年10月的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致17人死亡，5910人患病；发生于1952年12月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短短5天时间导致4000多人死亡，事故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因此病故；二战后连续多年爆发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烟雾致人五官发病、头疼、胸闷，汽车、飞机安全运行受威胁，交通事故增加；1952年至1972年间发生在日本的水俣病事件，致50余人死亡，283人严重受害而致残；1931年至1972年间发生的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致34人死亡；1961年至1970年间在日本四日市发生的哮喘病事件，受害人超2000人，死亡和因不堪病痛折磨而自杀者数十人；发生于1968年3月至8月的日本米糠油事件，致5000余人患病，16人死亡，另有数十万禽畜死亡。这些问题集中爆发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统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然而，尽管环境污染已经如此严重，但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国家依旧没有足够重视，其中又以日本尤为典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工业飞速发展，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及治理措施，致使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泛滥成灾。
1956年，日本水俣湾地区最早发现水俣病病例，轻度患病者口齿不清、面部呆滞、步履蹒跚，重者极度亢奋，身体慢慢变成“弓”字形，并很快死亡。最终确认病因是由于当地氮肥厂将大量含汞废水直接排入水俣湾，污染了鱼虾，进而导致当地人食物中毒。然而，日本政府对此却毫无作为，以至于该公司肆无忌惮地继续排污12年，直到1968年。
《寂静的春天》的面世和日本发生的一系列悲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醒，随之展开了大规模的环保社会运动。1970年，美国开展了旨在保护环境的“地球日”活动，喊出了“不许东京悲剧重演”的口号。全美有2000万人参加了第一届地球日集会。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进一步推动了环保问题在全球的关注度。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其宗旨是阐明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的关注。罗马俱乐部成立后，提出了“人类困境”的概念，并力图为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是197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报告通过科学建模方法，引入世界人口、粮食、资源、污染和工业产出等多种变量，模拟出1972年至2100年可能出现的13种“未来场景”，并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已然过大，生态系统反馈循环已经滞后，其自我修复能力受到严重破坏。如果按照当时世界人口、工业化、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增长趋势，地球将在100年内达到承载极限，并导致人类发展出现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同时，报告还认为，这样的悲剧并非不可避免，只要人类摒弃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就能够实现更均衡的发展状态。
和《寂静的春天》一样，《增长的极限》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但是比《寂静的春天》更进一步，《增长的极限》把议题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层面。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解释权也不仅仅掌握在经济学家和金融人士手里。
在一次又一次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再也坐不住了。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环境问题被首次列入全球议程。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
1972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规定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要求联合国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团体在每年6月5日前后举行保护环境、反对公害的各类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12月，联合国大会作出建立环境规划署的决议，其主要任务是监测环境状况，为决策提供科学信息，并协调各国应对世界环境挑战。自此，人类开始在机制层面寻求环保国际合作。
50多年后的今天，环境问题依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我们仍可时常看到人类竭泽而渔的冲动。但让人欣慰的是，与这种短视思维斗争的人越来越多，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这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乐观。毕竟，如果说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类错误的思维，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人类的理念。
正如《增长的极限》作者德内拉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说：“如果我们相信无法改变破坏，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太弱小无助而无可作为，那么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是的！人类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信心并付诸行动，不能让保护地球的努力“真的结束”。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袁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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