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能多干就多干一些”，2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围绕“2024年宏观形势展望”“2024年经济社会形势展望”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席理事长林尚立发表开幕致辞。他表示，宏观形势论坛已经举办到了第十届，有了大家的支持才有这个论坛持续存在及品质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他强调，在考虑宏观形势问题时一定要考虑两个基本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到底什么“变”了？对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好好地思考。第二个维度，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和历史上所有国家现代化是一样的吗？中国是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现代化，这是全新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和大变局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引领力量，也成为宏观形势的决定性力量。宏观形势的好坏除了外部因素以外，还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改革、发展和持续的稳定。今天会议主题非常贴合当下形势，“能多干就多干一些”，通过自身的发展营造宏观形势，把自己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结合起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判。相信通过对宏观形势的研判，能够对中国未来发展、对世界变局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看清形势的格局，看清前进的方向。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以“分析形势、解剖问题，以利于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为题作年度特别演讲。他表示，过去的2023年，就国际经济形势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复杂艰辛的一年。就世界经济发展而言，出现了“一高一低”的现象，即高通胀、低增长。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也可以用“一高一低”来形容，“一高一低”分别是增速较高与物价较低，这与世界经济的运行特征正好相反，充分展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展望2024年，世界宏观形势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甚至会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各种矛盾会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各种困难和问题都会出现，也将是复杂多变的一年。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多国政治博弈十分激烈、局部战争冲突仍将持续、全球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全球治理体系艰难调整、全球经济贸易围栏设卡、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总的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我们要分析判断形势，善于发现机遇、创造机遇、把握和用好机遇。自觉做到“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实干肯干，创新创造。
随后，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外交部原副部长乐玉成，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先后就“2024年宏观形势展望”议题发表主题演讲。
周延礼表示，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加快。中国金融业开放是积极主动的、稳健有序的、互利共赢的开放，是正确的选择，赢得国际同行认可。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必然选择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推动下，我国银行业发展势头稳健，保险业发展潜力巨大，资管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行稳致远，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深入推进。特别是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成效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歇，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改变。
江小涓表示，2023年我国经济总体恢复向好，达到了预期目标，也有很多亮点，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因为一些长期的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企稳向好要靠短期的政策组合，更要靠改革开放提供长期的新动能，而疫情之后，全球化再一次加速，确实是提供了新动能。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目前开放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下一步面临的摩擦、竞争会成为常态。因此不能完全退回到国内做，但依赖大口径外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也不现实。对外资在华投资的调整，要理性看待，努力争取，不必过度解读。要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增强在华经营的信心非常重要。但也要看到外资比重受很多重要因素的影响。除了以开放促发展之外，还要以开放促改革。
在“2024年经济社会形势展望”主题研讨环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先后发言。
迟福林表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既要看短期，也要看中长期；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从短期看，经济增长面临着的困难较大，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从中长期看，经济转型进程尚未结束，并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未来几年，经济转型若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将释放未来10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潜力。总的看，稳定预期、释放增长潜力，既要立足短期，也要着眼中长期；既要推动政策调整，也要推动体制变革；既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也要推动消费侧结构改革；既要深化市场化改革，也要推进行政体制、社会体制变革。以经济转型为主线深化结构性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任务，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
黄海洲表示，随着通胀得到控制，若2024年美国经济进一步下行，美联储将准备减息，这将使得美国往“软着陆”方向走。从国内来看，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相对较弱，地产行业同样如此。疫情之后，消费有一定的复苏，但出现结构性分化。日本方面，2022年开始出现明显的复苏性通胀，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高通胀、油价上涨带来全球发达国家CPI的上涨，导致日本出现较高的输入性通胀。未来日本货币政策仍有调整空间。欧洲方面，欧洲央行不会跟随美联储减息，但加息步伐也已经停止。2023年，市场预期德国GDP为-0.5%或接近-1%，其他经济总体表现也较弱，但整体欧洲区的经济并没有衰退。根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4年美国GDP增长1.5%，中国为4.2%，德国是0.9%。他认为，2024年全球并不会出现大规模经济衰退，将在“软着陆”路线上前进。
贾康认为，中国以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要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考验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都非常适合表示当下这个阶段的特征。中国已存在客观成长性，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主观方面的努力，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伴之以思想观念的创新和思想进一步的解放，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明确表述之下，形成在人类文明主潮流下的实质性进步，来支持我们中高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主观上避免出现低级错误，时间将是走在上坡路上的中国最好的朋友。
赵锡军认为，2024年，多数国家央行仍将在“抗通胀”和“防衰退”的政策目标中寻求艰难平衡。虽然全球通胀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但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短期和长期因素依然很多。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各国政府和央行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防范各国经济政策对外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尤其是要防范个别大国利用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对外转嫁风险和危机；与此同时通过政策协调形成应对挑战的合力，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塑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
翟东升认为，目前美国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水平给了美联储宽松或紧缩非常大的行动空间。通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政治史，可以看到货币政策一般在大选年会变得非常不正常，各派政治势力往往会或明或暗地影响货币政策。因此，2024年美国进入大选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另外，美元指数除了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之外，世界政治和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溢价，也会对美元指数走势产生显著影响。
刘志勤认为，中国在2024年面临两大风险，第一大风险就是国内政策的风险，政策制定决定了2024年我们发展是否顺利；第二大风险就是国际形势的压力和国际形势的不稳。同时，他认为，如果2024年中国需要取得大的发展，那么中国的股市也亟需进行提升优化。同时，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问题也需要尽快得到解决。
论坛期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发布了《Y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两份智库报告。
(责任编辑：李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