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女子诉明星社工刘猛性骚扰案一审宣判：被告被判赔礼道歉）
得知一审判决下来那天，刘丽（化名）正在客户的公司商谈业务，她悄悄走进洗手间，查收律师助理发来的电子版判决书，刷到最末页的胜诉结果时，一年来积压在心底的眼泪倾泄而出。
明星社工刘猛
2018年7月27日，曾在成都“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的刘丽公开发文举报，称该机构理事长刘猛曾于2015年对其实施性骚扰，引发舆论哗然。同年10月，刘丽以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向成都市金牛区法院提起诉讼获立案，后此案管辖权被移送至武侯区法院。
2019年6月11日，武侯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刘猛存在性骚扰行为，判令其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丽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15日内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刘丽表示，目前，刘猛尚未跟她联系，如果对方提出上诉，她也将奉陪。
截至发稿，澎湃新闻以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刘猛本人，均未获得回复。
现年27岁的刘丽本硕均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她选择成都“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刘丽告诉澎湃新闻，一直以来她都热爱公益事业，“我发自内心地认同它的价值观，因为行业整体薪酬不高，公益前辈某种程度而言是精神支柱。”
公开资料显示，“一天公益”的理事长刘猛，生于1974年，曾任四川省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专家、成都市民政局社会工作专家、成都社会组织学院专家和西南财大硕士生导师。
刘猛毕业于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拥有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两个硕士学位，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曾深入一线服务，被一些媒体誉为“在汶川一线坚守最久的志愿者”。此后，他先后获得中华慈善奖、全国优秀志愿者、中国最美社工、全国灾后重建先进个人等荣誉奖项和称号，他所创立的灾后救援组织“一天公益”亦被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彼时，在刘丽眼中，刘猛不仅是机构的灵魂人物，也是值得尊敬的公益前辈。
转变突如其来。
2015年夏天，刘丽在成都温江工作站开展项目工作时，刘猛前来探望。据刘丽回忆，二人回到工作站休息时，刘猛伸手抱住了她，本以为是礼节性的拥抱，刘丽没有多想。
刘丽告诉澎湃新闻，第一次拥抱过后，刘猛并没有松手，进而搂住其腰部。使劲挣脱后，刘丽躲进房间将门反锁，并给刘猛发去短信，表示如果对方再继续，将会报警。之后，便无更严重的侵害行为发生。
事后，刘丽曾将此事向“一天公益”秘书长反映，但未获得进一步处理。她说：“他们都觉得这只是误会”。
为何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刘丽对澎湃新闻表示，当时自己初入社会，加之刘猛公益人的光环，让她觉得“去做抵抗非常艰难”，但她表示自己已尽最大努力向所服务机构投诉，未见效果。
此后三年，刘丽重返校园修读研究生。刘丽说，上述事件让她在人际交往方面产生障碍，曾经性格开朗的她开始畏惧表达，她在异性面前时常感到拘束，觉得周围的环境不安全，研究生毕业后也未再踏入公益行业。
2018年7月，刘丽得知，遭受过刘猛性骚扰的女同事不止她一个。她选择站出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2018年7月27日，刘丽公开发文举报，称刘猛曾于2015年对她实施性骚扰。举报文章在网络引发舆论波澜后，刘猛曾给刘丽发去微信道歉：“我看到了网上的信息，对你深深的鞠躬道歉！”
2018年10月，刘丽以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向成都市金牛区法院提起诉讼获立案，后此案管辖权被移送至武侯区法院。
2019年6月11日，武侯区法院在经过两次开庭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猛在与刘丽单独相处时拥抱其不放，并在对方明确抗拒和反对之后仍然不放手，行为超出了一般性、礼节性交往的范畴，带有明显的性暗示，违背了刘丽意志，并对其造成了精神伤害，构成性骚扰，判令其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丽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冯媛告诉澎湃新闻，此案是性骚扰成为独立案由之后，第一起获审理的案例，其结果将对相似受害者产生影响。
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规定就业平等、性骚扰侵害纠纷为新增的两个案由。刘丽代理律师、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表示，此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方提出变更案由的申请，获得了武侯区法院的认可，一审判决书也体现了这一点。
澎湃新闻注意到，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了刘猛存在性骚扰行为，但也驳回了刘丽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和雇主机构“一天公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
法院认为，刘猛的性骚扰行为系个人行为，“一天公益”并非该行为的共同侵权人，且刘丽与“一天公益”系基于劳动合同而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另案诉争。
冯媛表示，鉴于事件发生后，刘丽曾向机构其他负责人举报刘某性骚扰行为，却未获任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包括2007年通过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场所内性骚扰的发生。“所在机构没有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因而也应该成为共同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冯媛说。
冯媛建议，雇主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防治性骚扰机制，例如：企业决策和管理层、人力资源管理者应该首先学习或培训，了解各自在预防和处理识别职场性骚扰中的职责和方法，在规章制度中纳入识别和应对性骚扰的规定和程序等等。
距离7月8日收到判决至今，已经过去一周时间，刘丽说自己至今还没缓过神来。
她说，自立案之初到后续庭审，她未抱太大希望。她目前所在的咨询行业工作强度高，打官司的一年时间里，生活只剩下工作和官司。
据其回忆，2019年4月，此案第一次开庭前夜，她把自己关在阳台上，准备着第二天要在法庭上宣读的陈述，整整两个小时，都无法写出一句话。“要把自己隐私的东西抛出来给大家看，这实在太难了。”刘丽说。
案件中最难的环节在于证据的搜集和固定。
依照刘丽的说法，事件发生于2015年夏天，搜集证据存在很大难度。判决书显示，刘猛及其代理律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提出抗辩。
最终，武侯区法院依据刘猛曾在2018年7月27日、28日与原告的通话和微信聊天记录中均作出道歉表示，认定其放弃时效抗辩，仍自愿履行因侵权而产生的义务，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2018年7月开始计算，对刘猛主张时效抗辩不予支持。
公开举报之初，为保证案件的顺利推进，刘丽曾绝媒体的采访请求，但她也关注着来自网上的声音。刘丽对澎湃新闻说，即便此次一审胜诉后，仍有网友评论：只判了道歉，可见没什么实质性伤害，这让她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