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阴雨绵绵的冬天难得出了一回太阳，大足石刻景区阳光灿烂。中午12点左右，宝顶山景区大悲阁里，100平方米不到的地方涌进了近40位中外游客。阁外，还有不少游客等着入阁参观。
吸引游客的是阁内的千手观音造像。这尊雕凿于南宋时期的石刻，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它状如孔雀开屏，斑斓夺目，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
我们看到的造像是前后历经8年研究和修复后的模样。在此之前，它的状况很糟：830只手臂残损283只;四成的金箔“外衣”开裂、卷曲、起翘;超三成的彩绘脱落、粉化;病害达34种，面积近200平方米。
历经800多年的岁月侵蚀，千手观音石刻造像早已手残肤裂。2007年，一根手指的突然掉落，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关注，对其保护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8年6月，国家文物局将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国内外十余家专业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参与其中。
从2007年前期调研算起，经过8年研究和修复，2015年，总投资近5000万元的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完工。
“20年来，大足石刻共实施文物保护项目80多项，以延缓石刻衰老的步伐。”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出版了《大足石刻全集》等学术著作，让大足石刻留存于文献中。
抢救保护
让“流泪”的千手观音不再“哭泣”
2011年4月18日，千手观音造像前搭起了脚手架，工作人员爬上爬下，对造像进行三维激光扫描。当天，高7.7米、宽12.5米的千手观音造像本体大修启动。据悉，这是中国石刻保护领域最大规模的一次多学科联合攻关。
“早就该大修了!”12月11日，黎方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就有游客看到满目疮痍的造像后感叹，‘千手观音在哭泣’。”
在完成病害机理研究等12项前期工作的基础上，2011年，造像本体修复工程开工。
开工不易，修复更难。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说：“仅仅是修复其石质胎体，就有地质学、材料学、美术学等多学科专家联手诊治”。
为了医治千手观音受伤的830只手，专家们编制了1066个修复实施方案。修复一只手，要经过表面除尘、揭取不稳定金箔、加固粉化石质等13个流程。
“由于文物保护环境的限制，我们不能用空调，也不能用烤炉。”陈卉丽说，实施修复工程那几年，冬生冻疮、夏遭蚊咬，已成为他们的常态，“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跟修复完成的造像对视时，你会发现它在对你微笑。”
2015年5月6日，修复工程通过专家验收。6月13日，千手观音造像重新对外开放。
通过这次大修，千手观音像原有的34种病害都得到了有效治理，千手观音重现昔日美丽风采。
巧设“帷幕”
成功为世界最大半身卧佛造像治水
时间来到2017年底。
一天，宝顶山大佛湾迎来了10多位文物专家，他们直奔卧佛前，看望这尊曾饱受水害侵扰的石刻造像。人群中，八十高龄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克忠感慨良多：“不容易啊!这尊我关注了几十年的国宝，其水害总算被治愈好了。”
大足石刻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半身卧佛造像，也是大足石刻造像中体魄最为宏伟的一尊。它总长31米，下半身局部和脚部隐入岩际，给人以想象空间。
这尊卧佛已在日晒雨淋的环境中生活了800多年，饱受水害、生物病害、风化侵扰，全身“伤痕”累累。这其中，水害又是产生其他病害的根源。
水害究竟有多严重呢?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副主任燕学锋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初，卧佛身上绿色的苔藓、黑色的挂流、灰色的斑块比比皆是，让卧佛的观赏价值和艺术形象大打折扣。
卧佛紧靠圣迹池。1980年大足石刻景区开放后，圣迹池及周边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上世纪90年代初，圣迹池更是成为雨污水汇流之地，加重了卧佛的水害。
1998年，为配合申遗需要，相关部门对圣迹池周边环境进行了系统性治理，同时对池底和坝坎作了防渗处理，通过设置排污管道，解决了圣迹池的水污染问题。
虽然止住了污水，但大面积的地表水、岩体微裂隙水仍然威胁着造像安全。2010年，国家文物局立项启动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前期工程。在此基础上，2015年正式开展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一期)的实施。
燕学锋告诉记者，水害治理一期工程以帷幕灌浆防渗为主。通俗而言，这个方案就是在卧佛背后山体上钻280个孔，形成一面近百米长的防渗墙，保护卧佛免受东南方向来水的侵扰。
然而，施工过程中，专家发现局部地段治水效果不明显，甚至还存在加重的趋势。于是，施工方及时优化了卧佛崖壁岩体的疏水通道，减少了钻孔规模，最终形成了近60米长的“帷幕”，让卧佛处于“帷幕”怀抱之中，有效治理了卧佛水害。
2017年12月25日，宝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一期)竣工，并通过验收。
水害的成功治理，为造像修复打下了基础。今年6月29日，作为国家文物局选定的首批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造像启动保护修缮工程，预计8年完成，难度不亚于修复千手观音造像，目前工程正在进行中。
“修复千手观音和卧佛治水是大足石刻文物保护项目中的典型案列。”黎方银说，从申遗成功至今，大足石刻共实施文物保护项目80多项，如今的大足石刻已从抢救性保护为主，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方向转变。
著书立说
让大足石刻留存于文献中
12月6日，宝顶山景区北宋街，2019全国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高层论坛在这里举行。会上，黎方银向参会人员介绍了今年9月推出的《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告。
这部由重庆出版集团和大足石刻研究院联合出版的专著，历时14年编纂完成，是我国研究人员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集，共有11卷19册，超过250万字，包括测绘图在内等图片达万幅之多，为大足石刻600多个龛窟的造像留下了“身份证”。
“除了实地修复外，编纂专著也是对大足石刻的一种保护与深度研究，这便是出版《大足石刻全集》的意义所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荣誉馆长王川平认为。
其实，早在上世纪中叶，这种学术研究工作就已拉开了帷幕。
1955年，大足县文物保管所首任负责人陈习删先生撰写的《大足石刻志略》，是最早较全面系统记述大足石刻的专著，当时仅油印了80余册。
1984年3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大足县文管所在《大足石刻志略》的基础上，编写了《大足石刻内容总录》。1985年，《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基本参考文献。
上世纪90年代，大足石刻崖壁上的文字已风化严重。1993年起，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开始对石刻文字进行 “扫荡式收集”。这一抢救性收集，历时3年，涉及75处石窟，共收录铭文106410字。
1999年，《大足石刻铭文录》出版。“20多年前，宝顶山小佛湾‘承直郎’碑上，还能看到‘承直郎’三个字。而今，字迹已经完全消失了。”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说，《大足石刻铭文录》的出版，让铭文在纸上实现了永生。
“持续不断地对大足石刻进行学术研究，对进一步挖掘大足石刻丰富的内涵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大足石刻另一种形式的保护。”黎方银说。
重庆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树川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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