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那年，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张恒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到祖国任教。他对此没有丝毫犹豫，“我们这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有自信，也有一种使命感”。
在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他找到了一方天地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天津医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所医学高等院校，首任校长朱宪彝是著名内分泌学家，他促成全国“食盐加碘”的政策，解决了曾困扰国人多年的“大脖子病”。辞世后，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藏书、存款、私人住宅，以及遗体供医学解剖。朱宪彝的“四献”精神成为这个校园中的精神图腾。他教导学生的话语被镌刻在校史馆的墙上——“发奋图强，走我们自己的路”。
如今，这所70多岁的医科大学又走出了一条新路——瞄准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开设了基础医学朱宪彝班。过去10年，朱宪彝班成为集全校之力建立的人才培养“特区”——超常规的人才选拔机制、贯通培养机制、协同育人机制和长效评价机制，这里的学生更被寄予厚望——成为真正的未来医学科学家。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每年招20人，实施“4+1+4”本博贯通培养模式，采用精英式培养——小班教学、双语授课、全导师制……从各个角度看，基础医学朱宪彝班都是一个“特区”。自2014年招生以来，这个班不断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道路上做出各种尝试。
一项全新的教学制度——免修课制度推出后，2021级学生吴国嘏成为首批“尝鲜”的学生。大一结束的那个假期，他自学完成了大二必修课；新学期开学，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中英文混考，获得了免修资格。
这相当于把选择权直接交到学生手里。因为免修制度，吴国嘏的大二有了非常充足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去尝试、去探索。
在导师李咏梅的课题组，他真正“从零开始接触科研课题”。从阅读文献、做实验记录开始，他一点一点学会了自己去设计实验、操作并分析实验结果，再到撰写论文……“泡”在实验室里做研究的经历，让吴国嘏“找到了搞科研的感觉”。
曾经，他和很多立志学医的同学一样，渴望拿起手术刀走上临床治病救人。现在他明白，基础医学研究的是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本质及规律，是临床医学乃至整个现代医学发展的“守护神”。
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基础医学与临床》发表了论文。
天津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何津岩说，这个班的学生不仅要培养创新思维，同时也要培养实践动手能力。
而对今年的新生而言，走进实验室的时间又提前了。2023级本科生大一入学就能进入实验室，跟着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导师，加入不同的团队，接触不同的课题。
“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科研”，这是朱宪彝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一种探索实践。
“我们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学生能更早地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基础医学院副院长邓为民说，因为本博连读的学制，学生不会因为考研升学等原因使自己的科研之路中断，“这些学生的目标比较清晰，更沉得住气，也更专注，创新成果自然能涌现出来”。
“导师天团”把学生领进科研的大门
和很多年轻学生一样，2015级学生李徐梓超刚入学时充满了对医学科研的憧憬，却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
朱宪彝班集结了全校最优秀教师的“导师天团”，手把手将这些孩子“领到科研的大门前”。
学校制定了“熏陶”“培育”“养成”三阶段轮转训练体系，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对科研有不同的理解和感知。
每名学生入学后，都被鼓励走进不同实验室，在实践中“浅尝”科研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年级再高一些时，学生就要在不同实验室里轮转学习，必须要经历6-7个实验室的不同研究方向课题组的历练。
“我们接触到各种先进的研究设备、实验技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浓厚的科研氛围，最终逐渐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李徐梓超说。
她的研究从细胞培养进展到分子生物学分析。她开始“追着蛋白质跑”，发现原来蛋白质就像是人体中形形色色的生物机器，一旦机器失灵就会引起各种疾病。而细菌病毒也有他们的“蛋白质机器”，会入侵人体并发起攻击。
为了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干坏事的”，她开始熬夜做实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直到遇到导师张恒，在导师的帮助下，她确立了研究重点，在科研中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张恒注意到，经过初期的科研熏陶，这些学生已经展现出独特的思考能力和科研能力，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指导方案，用系统而有差异化的实验和研究项目，着重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独立问题解决能力。如今，李徐梓超在多个顶尖杂志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篇。
“很多导师非常年轻，自己的科研‘热度’都很高，正是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邓为民说，这些导师都会亲自带朱宪彝班的学生，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导师组每周也会带着学生一起开学术研讨会。
这里的导师和学生是双向选择的。学校把教学名师和国家级人才都纳入专业导师库中，每年还会根据导师的业绩情况进行更新。如果学生认为导师不够尽责或有其他不满意的地方，可以直接向学校提出意见。“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一例这样的意见。”邓为民说。
基础研究和培养后辈是最重要的事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实验室的科研进展，还是学生的成长，都超出了张恒的预期。
回国之初，身边一些人对他的选择并不理解。放眼全国，这里的科研条件不见得是最好的，但张恒认为，“想干成一件事，是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后来3年的发展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入选了学校面向青年科研人才的卓越人才计划，在启动资金、实验室和研究生招生等方面都获得了足够的支持。
因为对青年科研人才的重视，该校引进了一批医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形成了很好的科研氛围，大家一起优势互补，共同协作，解决科学问题。”张恒说。而更让他增强信心的是，这里的学生让他看到中国医学科学的未来。
这个班的大多数学生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有的擅长各类生化实验，有的擅长结构和生信分析，还有的擅长课题分析与写作。很多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的研究遇到瓶颈，可以去跟正在做其他方向研究的同学聊聊，一起找到答案。
和李徐梓超一样，如今许多高年级的同学已经成为实验室的骨干力量。邓为民说，学生深度接触多个研究方向后，可以开展阶梯与跨越相结合的科研训练，最终“这个班的学生100%主持过项目，100%撰写过论文，100%拥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张恒相信，“特区式”的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得益于大形势的巨大推力：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吸引计划。“引进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又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张恒认为，从基础医学领域来看，中国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他相信，未来10到20年，我国一定会涌现出一大批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
张恒常对学生说，“现在你们做的是在与世界顶尖的一批科学家竞争的事。”如今，对他而言，培养年轻一代科研力量，与搞基础研究一样，是“最重要的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