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程过半，但受多重危机叠加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受阻。联合国报告称，只有15%的目标取得进展，近一半目标中度或严重偏离轨道，超过1/3的目标甚至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在全球发展事业遭遇逆流的背景下，发展合作已进入加速变革的深水区和关键期，在国际议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展望2024年，全球发展合作将何去何从，以下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全球发展形势严峻
第一，最突出的挑战就是地区冲突多点爆发，长期化、外溢化趋势加剧。俄乌冲突延宕，巴以冲突扩大蔓延，苏丹、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也门、叙利亚、阿富汗、缅甸、海地等多国深陷人道主义危机，与恐怖袭击、社会动荡等联动风险上升。联合国预计2024年将有近3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1.3亿人为难民，超240万难民需要重新安置。援助需求持续增长且随时面临援助通道封锁将成为常态。
第二，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性影响持续深化。科学家预计2024年将比气温创纪录的2023年更热，极易引发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粮食危机、流离失所等一系列发展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系统、灾害应对条件和治理能力在多重挑战下则凸显脆弱性。
第三，贫困问题形势严峻。世界银行预计，到2024年底，约2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将比新冠疫情前更加贫困。全球粮食价格在2023年下半年已呈现上涨迹象，在非洲、南亚和西亚尤为明显，2024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并使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面对严峻的全球发展形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2024年必须成为走出泥潭的一年”。
发展供需结构失衡
2024年，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全球贸易低迷，金融条件陷入数十年来最紧缩阶段。世界银行悲观预测全球经济面临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筹措面临更大压力。从需求看，新冠疫情疤痕效应犹存，疫后经济复苏压力叠加气候危机、地缘冲突等多重挑战，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需求激增。而从供给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内顾倾向增强，极易导致国际发展问题偏焦。基于“发展公正”“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援助出资义务，包括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0.7%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出资目标，正在不可避免地被淡化。而债务利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使发展中国家面临高昂偿债负担，世界银行预计24个最贫穷国家的偿债成本将在2024年激增39%。发展中国家债务脆弱性进一步挤压了新借贷空间和发展机会，导致发展融资缺口弥合缓慢，南北发展差距持续加大。
预计2024年发展中国家将继续面临强需求和弱投入、高债务和低增长的艰难发展态势。2024年9月，各国领导人将聚首联合国未来峰会，希冀达成新的全球共识，让世界为充满风险的未来做好准备。
国际发展博弈加剧
各国国际发展战略和机制在近几年均进行了深度调整，2024年将是一系列变动和改革带来的行动、投入、布局、效果和影响显现的关键一年。随着发展问题的边界不断外扩，国际发展正在从大国博弈边缘走入核心，援助的工具化、泛安全化甚至武器化趋势加剧。不同援助行为体间的竞合将不仅表现在资金规模上，还进一步转向资源调动能力、标准规则制定、利益联盟构建、治理经验吸引力、影响力传播等更深层次的竞合。能否实现自身安全、外交、经济等战略利益，能否换取更多发展中国家支持，能否在不同发展议题、多边机制、区域乃至全球层面争取更大主动，成为许多援助参与方的核心关切。
在2024年这一“全球选举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上升，援助或成为政客们打出的关键一牌，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将进一步影响国际发展格局。预计围绕意识形态、价值观、治理、安全、基础设施、供应链价值链、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援助举措，以及针对非洲、中东、亚太等地的区域性援助行动将不断涌现。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将有所强化，或表现出封闭性、针对性甚至对抗性的特征。此外，私营部门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大幅上升。一方面多元利益主体的增多势必带来博弈加剧；另一方面也将促使国际发展领域呈现私有化、逐利化倾向，发展属性则进一步弱化，由此带来重援助方战略、轻受援方需求、忽略发展规律、弱化项目设计的风险。
“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
“全球南方”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指代已进入国际政治和发展合作的中心。金砖扩容、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基金建立等里程碑事件使2023年成为“全球南方之年”。
2024年“全球南方”将保持崛起态势，巴西、秘鲁等区域性大国担纲多边机制，有望引导多边议程向发展中国家关切的国际金融秩序、平等发展权益、供应链、能源及矿产等议题倾斜。“全球南方”声浪反映了发展中国家长久以来对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和“一元治理模式”的不满和寻求突破的努力。然而，这种共同的不满情绪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内部能够迅速形成一致的立场和共同的议程。诉求多样化、立场碎片化、合作机制松散是“全球南方”在寻求更大话语权道路上尚未解决的问题。
2024年将有40余个发展中国家迎来大选，政权更迭之下的政策不稳定性风险加剧。随着“反殖反帝”共同记忆的迅速代际递减，预计发展中国家将依据利益诉求形成较小规模的议题联盟，借多边机制博取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但就宏观而言，“全球南方”利益结盟还很脆弱。
全球治理渐进式改革
在上述严峻的发展形势、发展资源供需的错配和国家力量格局的变化等背景下，现有主流国际制度和治理规则难以有效应对新问题和新诉求，规则改革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尽管当前多边治理主流机制仍维护着全球安全、发展、人权的底线，但在推动全球实现公正平等、更高水平互信和繁荣方面已力不从心。
2023年，变革多边组织架构的议题被广泛讨论。然而，由于成员间利益难以调和、立场碎片化明显，2024年很难看到多边体系发生根本性改革或者“联合国2.0”“世界银行2.0”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渐进式和折衷式的改革为修复多边治理失灵提供了希望，并为未来的改革积蓄了动力。这种改革可能基于多边治理的议事规则，确保处于体系边缘的国家、群体的诉求及脆弱性得到充分重视；也可能涉及行动者合作，即利用多边平台促进不同主体围绕发展问题形成实质性的合作。例如，历经3年谈判和起草过程的《大流行病公约》草案将在2024年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提交，相关协议探讨将关系到全球大流行病预防和应对措施，以及全球卫生治理改革方向。
新兴发展议题广受关注
一方面，传统发展领域投资力度此消彼长，基础设施等领域实际增长放缓；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生态保护、妇幼权利等交叉性议题跻身国际合作重要内容，成为国际社会竞先布局、加速投资的新领域和新赛道。
具体看，一是数字技术带来发展合作新机遇。数字技术是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格局的新动能，已基本成为全球共识。为避免弱势群体被排除在数字生态系统之外，国际社会呼吁加大援助力度，尽快扭转发展中国家数字赤字局面。传统援助国纷纷部署行动方案，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开发和应用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同时加速推广数字思维，布建有利局面。二是海洋治理开辟发展合作新空间。海洋具有连通性、流动性、开放性，海洋议题与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相连。新时期，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培育人海和谐、保护海洋产业、促进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合作新方向。三是妇幼权益成为发展合作新视角。妇幼权益关乎减贫事业、民生福祉、人类发展。美、英、日、德以及北欧国家等援助国加紧通过顶层设计引导妇幼发展议题主流化，推动发展资源投向性与生殖健康、儿童健康与营养、女性就业以及女性权益导向的清洁能源、电子商务和科技产品创新等领域。
中国贡献更加突出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贡献30%以上动能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逐渐成为全球发展合作的中坚力量。2024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复杂难解的发展问题，中国将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继续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投入，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独特优势，提供更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公共产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
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将开启下一个金色十年。中国将全面落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着力同发展中国家深化互联互通、互助互鉴，与“三大全球倡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同增效。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将召开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中非在自贸区建设、农业减贫、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迎来更大合作机遇。2024年，在中美建交45周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中美在落实“旧金山愿景”以及《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中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值得关注。在全球发展倡议下，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将加快理论构建和理念塑造，促进实践创新和成果出新，持续充实全球发展项目库和资金库，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同各国和国际组织深化对话交流，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充沛的资源、更创新的供给，提高国际发展合作的质量、效益和影响力，提升全球发展合作体系的包容性，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尽管前路漫漫且充满变数，人们始终期待一个稳定繁荣的2024年、一个团结协作的2024年，期待重振并加强全球发展合作。展望未来，多元参与主体的立场行动是趋于分化还是殊途同归，是竞争对抗还是合作，将直接关系到全球发展方向。凝聚共识、交流互鉴、务实合作才是全球发展的人间正道。
(作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 执笔人：姚帅、刘娴、孙天舒、陈小宁)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