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不是要把人口留到乡村,而是通过乡村振兴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利用好城里人到农村消费的机会,增加乡村人口的流量,实现乡村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不是要把人口留在农村。”
5月28日,在2019第七届清华同衡学术周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范毅表示。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提出与陆续实施,如何借此战略机遇重塑中国的城乡关系,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如何并行发展,在此次学术周的“乡村振兴的‘知’与‘行’”论坛上成为与会专家的讨论焦点。
范毅认为,乡村振兴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这个大背景下实施的,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毕竟当前城乡之间生产力和居民收入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产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 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未来的结构性转变也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仍然存在,还会有更多的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一方面要把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向城市,通过减少农民来实现农民富裕,另一方面还要看哪些城市来吸纳进城的农村人口,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对人口流动,范毅概括了两个特点:第一是人口要到城市去;第二是人口将更多集中到大城市。通过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可见,在五普六普的十年间,流向城镇人口在500万以上规模的大城市的外出人口总量,占全国外出人口总量的40%多接近50%。而另一方面,城镇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下的城市有1千多个是人口净流出地区,但是也要看到虽然人口是净流出状态,但是中小城市却是解决当地农民进城的主要载体,有接近80%的农业转移人口是在本地城镇解决进城问题。“整个人口流动的趋势是很明显的,是从农村流向城市,本地县城也是吸纳农村人口进城的主要载体,而人口一旦流出县域则主要是流向了大城市。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应该从县域经济发展角度综合推进,而不能就乡村论乡村。”
因此,范毅主张,农村人口未来要“减量増流”。
范毅指出,总体来讲,未来中国的城镇人口还是要持续增加,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乡村振兴不是要把人口留到乡村,而是通过乡村振兴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利用好城里人到农村消费的机会,增加乡村人口的流量,实现乡村的现代化。
具体来看,范毅表示,乡村未来的存量人口一定是减少的,那么未来什么样的乡村能够实现振兴?什么样的乡村可以称之为振兴?在农村存量人口减少的趋势下,可以增加农村的流量人口,为城市人口的休闲消费提供载体,让农村从封闭走向开放。范毅认为,农村的开放就是要发挥农业和农村的多样化功能,农业不光具有生产粮食的功能,还具有生态、休闲等多样功能。村庄也不应该是主要用来解决农民的居住问题,还应该为城市居民消费、休闲提供更多的载体和平台,把乡村从过去单一的农民集聚场所,转变成具有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消费、居住等综合功能的场所。
进一步来看,如何做好乡村振兴?
范毅认为,要实现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的转变。他指出,过去在城乡统筹的战略下要素单向的流动体制,对乡村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中发十二号文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指导意见,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就是要转变过去城乡之间的关系单向性和要素的单向流动性,就是要改变过去的城乡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综合改革问题。城乡关系要从相对割裂转向互补,从人口等要素单向流动到双向流动,未来农民的利益和耕地的保护更多要和我们的市场结合,注重反哺机制的建立。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建立全新的城乡关系,让乡村成为与城市平等发展的主体。
而在产业层面,范毅从一些调研案例出发,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规模、经营体制、产业分工、资金投入和空间布局等多个方面给出具体建议。就乡村空间规划问题,范毅提出要通过改革激发乡村空间的活力,未来乡村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将是决定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方面要建立乡村空间资源与城市的连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建设空间是一种发展的权利,要为乡村留下更多的建设空间,不能一味着将乡村建设空间转移到城市,要有一个平衡,毕竟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还需要利用到乡村的建设空间。范毅特别指出,乡村振兴一定要考虑到乡村的特征,考虑到村庄的庭院空间是生产与生活混合的特征,要让乡村空间成为承载乡村生产、生活的载体,要体现乡村的特色和文化,绝不能一味着模仿城市的产业与生活组织模式。乡村如果成为了缩小版的城市,乡村发展也就没有了未来,中华五千年的农耕文化也就失去了承载载体,乡村也就很难实现振兴。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本文作者:宋兴国,原标题:《发改委城市中心范毅:乡村振兴不是把人口留在乡村,要“减量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