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转型影视的上市公司，如今都在比谁亏得

2014年的4月，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在微博上调侃上市公司转型影视文化业务。当时恰逢国内电影总票房连续多年上涨，而资本市场上影视概念更是被热炒，不少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并购转型成为影视传媒公司。

当初捧得有多高，如今跌的就有多惨。2018年，不仅有大量文娱影视的上市公司亏损，数家公司亏损额度甚至超过40亿。在21数据新闻实验室的图中，2018年传媒行业总的净利润为-282亿，位列所有行业倒数第一。而这背后，正是因为过往两三年中文娱传媒公司发生的大量并购，也使得这些公司计提了数额巨大的商誉减值准备。

实际上，影视公司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亮丽光鲜，不仅影片亏损率不低，即便拿到了亮眼的票房，实际到账的收入也往往和总的票房成绩相差过远。当初许多公司风风火火杀入影视行业，如今不少公司又在试图去影视化。电影公司为什么没有想象中好赚钱？

疯狂并购之后，留下“一地”商誉和上十亿亏损

2015年大概是影视行业最荣光的时刻。

当年全国总票房440亿，相比2014年的296亿大涨48%，而电影总票房也已经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从2008年的43亿，到2015年的440亿，短短8年时间，票房翻了10倍。10亿+票房的影片层出不穷，亦有不少新老公司一夜暴富。

票房持续大涨，资本市场的火热自然不遑多让，2015年同样也是影视圈在资本市场最风光的时刻。

2014年末，马云、马化腾、马明哲“三马”入股华谊，一次性掏出了36亿现金；随后华谊则以10.8亿和15亿的估值先后收购东阳浩瀚和东阳美拉两间明星公司，后者的实际控股人是冯小刚，公司当时的净资产值为-5500元；2015年3月，阿里巴巴24亿元人民币入股光线前，马云和王长田讨论的则是“3000亿的电影市场怎么做”……

数据统计，2015年共发生了88起影视业的重组并购，涉及金额高达435亿，而文化传媒的上市公司在当年光是增发募资就达到865亿元。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在资本市场上，一些和文娱行业几乎不沾边的玩家就在趁势入场。主营制造业务的中南重工，并购文娱公司之后改名中南文化；北京旅游以1.5亿元收购了北京摩天轮100%股份后正式进入文艺圈，并在日后改名“北京文化”；通灵珠宝总裁沈东军则成立了钻石影业，做餐饮的湘鄂情、做烟花的熊猫烟花等也都曾公布过收购影视公司的计划……

这也是为什么王冉要调侃“中国养猪的、做乳制品的、开餐馆的、做金属管材的、卖五金的、放烟花的都变成了影视公司。”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的微博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2015年的风光就是这些年影视、传媒公司在资本市场的顶点。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文娱板块的整体涨幅分列倒数第一与倒数第二，行业整体估值从历史最高的73倍PE降至2017年的31倍。2018年，经历了“税收事件”的文娱公司更是股价纷纷大跌，多数影视企业的市值与估值高峰时相比都缩水了60%以上，平均PE在2018年末更是只有23倍，降到了谷底。

范冰冰“税收门”揭露行业乱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年并购转型越激进，如今面临的亏损可能就更加严重。

中南文化就是其中最典型的的代表。

2013年，主营管件制造等业务的中南重工重组收购大唐辉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进入文化产业，还与中南集团、中植资本等共同发起设立并购基金作为上市公司文化传媒产业整合平台。之后中南重工开始频繁并购影视、游戏等文化行业的公司，并在2016年正式更名为中南文化。

刚刚跨入文娱圈的时候，中南文化的业绩实现了连续上涨，2015年到2017年净利润从千万级别一路上涨到将近3亿元，并且公司还参与了《我不是药神》等爆款影片。

而在去年底，由于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等事项，中南文化直接被戴上了ST帽子，证券简称变更为“ST中南”。

伴随着去年文娱公司整体的大跌，ST中南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亿元，同比下降 36.4%，其中文化娱乐行业的营收为3.62亿元，同比下滑逾六成，文化娱乐在总营收中的占比也从2017年的64.74%降为37.36%；其净利润为-21亿元，同比下降817%。同时，由于公司并购标的业绩不达预期等，ST中南计提了超过15亿的商誉减值准备，这也成为公司亏损额超过20亿的主要原因。

从2017年至今，ST中南的股价从高点的10.2元最低下滑至只剩1.53元，市值较最高峰时期缩水超过90%，目前公司仅剩25亿市值。对于大幅的亏损以及公司的后续发展，中南文化的实控人陈少忠则在今年中南文化的股东大会上表示：“目前有考虑将一些效率不好的文娱资产剥离，当然也要看价格。”

中南文化近两年的股价表现

另一家从工业制造转型影视的公司去年的业绩也经历了大跌。鑫科材料原本主营铜加工、稀土等复合材料，2014年开始，鑫科材料先后筹划了5次并购重组，涉及影视文化、旅游、汽车服务等多个领域，除了2015年13亿元收购西安梦舟影视成功外，其余4次均告失败，最终公司也更名为梦舟股份(600255.SH)。

更名后的梦舟股份在影视业务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公司2015年完成拍摄的作品《足球之恋》一直到现在都仍未上映。而去年公司净利润-12.6亿，同比2017年下滑939%，公司计提9亿元的商誉减值准备同样也是公司去年业绩大幅亏损的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6年花了超过80亿大举并购19家公司转型影视的捷成股份，当初因为压中《战狼2》与《红海》，一度被当成转型影视公司的典范。去年捷成股份同样计提了8亿元的商誉减值准备，净利也大幅下滑超过90%，而公司账面还有超过47亿的商誉。

转型的公司中，最成功的或许要数北京文化了。这几年来，北京文化每年都能压中电影市场的爆款，从2017年的《战狼2》，到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再到今年的《流浪地球》，都是票房超过30亿的票房大爆影片，而且北京文化的股价也屡屡因为压中这些爆款而在电影上映期间暴涨。

不过，虽然每年都能压中爆款，但北京文化却更多像一个资金炒作标的，在一浪接一浪的炒作之中，北京文化的股价也越来越低——2017年《战狼2》上映后，北京文化的股价高点一度达到过22元，如今则只剩9.9元，两年时间市值跌没了一大半，如今只剩70亿。

北京文化的成功转型更像一个个例。翻开2018年的年报，众多当初轰轰烈烈转型的公司都在2018年交出了一份业绩大幅下滑的答卷：当初主攻水泥业务的当代东方，2018年净利润-16亿，同比下滑1559%；原本做纺织服装的鹿港文化，2018年净利5609万，同比下滑80%；乳业业务为主的皇氏集团，2018年影视业务收入占比只剩13%，但是净利-6.2亿，同样与其他转型公司一样大幅下滑，同比下滑幅度超过1186%……

表面光鲜的影视业，其实风险特别高

原本风光无限的跨界玩家，为何转眼之间就纷纷陷入到了困境当中？

很多公司在年报中总结时，都将原因归结为了“影视寒冬”“行业不景气”“政策和监管的变化”。但其实大环境的变化更多是“推手”，而在现有的影视产业模式下，光鲜亮丽很多时候只存在于表面，高风险才是影视上游公司需要面临的常态。

2018年，内地票房总额达到了历史新高的609.7亿，并且涌现出了6部票房20亿+的电影，看似一片红火，但即便抛开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国内很多影视公司的业绩还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甚至亏损。

事实上，虽然很多电影的票房收入动辄有好几十亿元，但是能为单家出品公司带来的收入，往往都不足票房的十分之一。

按照我国现行的分账政策，一部电影的全部票房在扣除税和专项基金后，剩下的部分（约91%）将由院线、片方（出品+宣发）共同分成，而最后真正能装到出品方口袋的可能只有总票房的25%。因此一部票房10亿元的电影，100%投资占比的出品方也才能分得2.5亿，更何况现在很多影片背后出品方动辄多达十几家，所以小一点的出品方或许只能分得几百万元的收入。

以头部内容公司光线传媒为例，根据灯塔专业版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光线影业、霍尔果斯青春光线影业等子孙公司参与出品的电影总票房超过了70亿元，同时还参与了大量热卖影片的发行工作，包括《唐人街探案2》《一出好戏》等。

但如此豪华的片单，最终却没有转换成亮眼的业绩。2018年光线传媒“电影及衍生品”业务的收入仅有10亿元，同比减少了12.99%，该业务毛利率为32.18%，同比减少了11.83%。受此影响，光线传媒2018年扣非净利润亏损高达2.85亿元，同比下滑了161.73%。

光线2018年报数据

票房高、收益低，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光线在很多影片中的投资比例并不高。譬如在大卖近34亿的《唐人街探案2》中，霍尔果斯青春光线影业仅仅是第七联合出品方，因此公司实际分得的收益可能只有几百到几千万元。

类似的情况在影视圈中十分普遍，金逸影视2018年参与投资的电影总票房超过了百亿，投资了《红海行动》《西虹市首富》等大片，但其相关收入却只有4500万元；而根据捷成股份此前发布的公告显示，借由投资《红海行动》，公司获得营收为4000万——和影片36亿的总票房相比，这并不算一个大数字。

而即便出品方能够分到一个相对的可观的票房数字，也不一定能覆盖住影片的成本。近年来，国内制片成本不断攀升，投资体量在1亿的影片都已经十分常见。而如果一部影片的成本达到3亿元，在现有的商业模式下，意味着可能需要卖到7亿～8亿才能回本。

造成电影投资成本居高不下、收益逐渐收窄的原因有很多，既有明星片酬暴增、宣发费用迅速增长等因素，也有档期竞争加剧导致票房收益下滑、影片制作水准提高等行业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尽管目前国家已经出台政策限制明星高片酬，但很多公司对于成本出现实质性下降仍不抱有乐观态度，并将“成本持续上涨”列入了公司风险当中。

在电影产业相对发达的北美，各大制片厂往往会通过打造系列化IP、发展衍生产业等方式，来丰富货币化手段，减少高投入带来的压力。现阶段包括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万达电影在内，很多中国的民营影企都在试图探索更多的货币化手段和业务线，来规避上述风险，但受到IP培养周期、国内影视公司资源较为分散等影响，暂时并没有哪家公司找到合适的出路。

也正因为没有公司探寻出其他更好的货币化手段，导致转型走影视业务的制作与投资，在国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高风险的事情。曾有不止一位从业者透露，虽然很多电影看起来动辄数十亿票房，但是现阶段整个影视行业中，每年能够做到不亏钱的电影大概只有不到一成，能赚钱的更是只有不到5%。

整个2018年，共有11部国产电影总票房位于1亿～2亿元这一区间，从票房收入上来看已经属于金字塔尖的5%了。然而根据网络上披露的成本数据估算，包括《祖宗十九代》（1.7亿）、《欧洲攻略》（1.5亿）、《云南虫谷》（1.5亿）、《叶问外传：张天志》（1.3亿）、《天气预爆》（1.2亿）在内，多部影片都存在亏损的风险。至于像《阿修罗》这样数亿投资但是票房还只有几千万的影片，有时候甚至可能赔掉参与方的“家底”。

事实上，影片收益的未知性早就已经成为影视行业的共识，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文化产品，很多东西都有可能左右观众的选择：《地球最后的夜晚》因营销而导致口碑莫名崩盘；《动物世界》因《我不是药神》意外走红，而未取得理想的成绩；此前无往不利的开心麻花，在《李茶的姑妈》上被评价“审美疲劳”……什么样的题材会火、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会莫名导致票房下滑，并非影视公司可以掌握的。

其实不只是电影公司，电视剧公司、综艺公司等内容公司同样有可能面临政策或者大环境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笔者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及，积压剧已经给很多电视剧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于像《巴清传》这样投资体量巨大的作品如果不能够播出，将很有可能转为坏账、拖累公司业绩。

因此一家公司上一年在影院赚得盆满钵满，下一年就亏得一塌糊涂，在影视行业已经是太过于平常的事情。放眼过去二十年，中国内容出品行业里几乎没有一家屹立不倒的常青树，就连传统的“民营五大”，也都在近期遭遇了内容危机，而受到后来者的挑战。

这种行业背景下，由于很多跨界公司在出品、制片领域不具备太多的经验与资源，在项目的出品、发行上不具备把控能力，更多时候都是以参投、分盘子的形式进入到影视行业，所以比起一些老玩家会显得更加被动，多数情况下只能是“看天吃饭”、赌赌运气。

想要真正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来规避这些风险，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即使是好莱坞也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很多跨界公司在中国影视产业最繁荣的年代里，只看到了人口红利、行业空白驱使下，表面的浮华，却未曾意识到这其中的不易。曾有资深影视从业者抱怨称：

“当年一些跨界玩家，甚至连影片的分账规则都不清楚，就匆忙入局。最后的结果，就是让行业失去了原有的规范。”

而在经过了这一轮危机之后，很多人才逐渐意识到了影视行业的“真面目”：其实那个看上去无比光鲜的影视行业，在发展速度最快的那几年，票房总额也不过几百亿，如果放到地产业甚至只是一些中段公司一年的销售额。

但相较之下，这个行业的风险、不可控性却要比很多传统行业高许多，如果说以前还能用市场漏洞赚赚快钱，在观众越来越聪明的今天，这些公司或许只能留下一地商誉了。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毒眸”（ID：youhaoxifilm），作者：江宇琦、鹏翔，原标题：《那些转型影视的上市公司，如今都在比谁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