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朋友来问：你如何成了演员李雪健？
我走的路不平坦，有过不少坎坷。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好几年业余演员，专业演员是从匪兵甲、乙演起。这二十年，又得了两场大病，去鬼门关走了两遭。看到观众喜欢我的作品，比我还高兴的是我的医生们，我也是他们的作品。
我又是一个幸运儿，我的今天来之不易。我对“演员”这个名号很珍惜，用角色跟观众交朋友，这辈子没有白活。既然活下来了，就要活得更有意思，接着演，把精气神都在角色上抖落。
一
一个人的成长，总离不开时代，和他所经历的生活。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童年在山东菏泽巨野县田庄公社度过。在农村，我接触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有一些人，我始终忘不了。
那是打麦时节，我挥着鞭子，跟着羊倌学放羊。忽然，乌云翻滚，紧接着就是大雨滂沱。哪一条是回家的路？我和羊倌有了分歧。我走上另外一条路，天越来越黑，怎么也找不到家。我迷路了，在一棵大树下躲雨。
忽然，一双大手把我从树底下拉了出来，是一位慈祥的老大爷。他把我带到打麦场的家，让我进屋避雨、晾衣服。那一夜，我高烧不退，老大爷一夜没睡，照看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迷路的孩子。
天亮了，耳边响起一阵熟悉的自行车铃声。我爹挨家挨户找来了。我爹对老大爷千恩万谢，我心里奇怪：他压根不认识我，为啥对我这么好？
我爹说：人要行善。成年后，我有了最喜欢的四字格言：好有好报。
十一岁那年，我爹接到调令。我们举家南下，横穿大半个中国，到了贵州凯里。因为会山东柳琴戏、山东快板、山东快书，我进了学校宣传队。在凯里乡下的“三月三”，我学会了唱山歌。
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凯里的国营210厂当车工，也在工厂宣传队唱歌、跳群舞、唱京剧。那时候，我的偶像是北影厂的安震江，不是陈强。因为安震江演的都是小反派，我知道自己的条件够不着大反派。
1973年入伍，我到了云南山沟里二炮的一个基地。半年是工程兵，跟大伙儿一起打山洞、挖坑道；半年在业余宣传队，给大伙儿演部队的生活。
一次，昆明军区杂技队到我们那里演出。连队没有舞台，大伙儿用石头、木头架起了野台子，我们业余宣传队就在一边帮忙搬东西、做服务。一位老大姐演《高台定车》。突然来了一阵山风，啪，老大姐连人带车掉下来了。我们赶紧把她扶到侧台，她连着吐了两口血，又上台了。
演完了，好几百人目送她走到车上，鸦雀无声。车子开动，战士们掌声雷动，一直到车子开远，再也看不见。
说她是老大姐，也不过二十五六岁。那次之后，只要有机会路过昆明，我都要到杂技队的大门口去看一看。明知道见不着，但不去，心里就过不去。在门口转一转，也是一种寄托。我成了她的粉丝。
什么是艺术？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艺术与人生有什么关系？我在懵懵懂懂中开始思考。
因为敬仰，我演了赵树理。赵树理与别的作家不同，他是文人，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不是下乡体验生活，而是长年住在乡下；他不是为了寻找题材而去到生活里，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提出问题。他曾经为了提高老乡们的文化水平，鼓舞他们参加革命，念作家的文章给老乡们听。没多久，老乡们都跑了。为啥？听不懂。之后，他长期在乡下，去了解百姓们想什么、需要什么。这才有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对职业演员来说，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生活几乎不可能是一条笔直大道，贫瘠也是财富，坑坑洼洼、曲折崎岖也是命运的赠予。哪怕是苦涩味的赠予，也能酿造甜蜜丰硕的艺术果实。
二
做什么样的演员，演什么样的戏，前辈们给我很多影响。李大钊、宋大成、焦裕禄、杨善洲、甘祖昌……我跟作品里的每一个人物交过心，他们也给我带来心灵的洗涤。
电影《焦裕禄》引起轰动，我始料未及。拍《焦裕禄》时，改革开放十年了，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各种思潮冲击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揣着各个年代关于焦裕禄的书，我登上了南去的列车，我想知道，焦裕禄只在兰考待了一年多，老百姓为啥对他念念不忘？
有天晚上，在兰考拍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察看逃荒灾民的一场戏。我走进人群，一位大娘突然大喊：“焦书记来啦！”抽泣声、呜咽声响了起来。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老焦啊，如今俺们不愁吃、不愁穿，你，有钱花吗？”
我和导演再也忍不住了，拍摄也不得不暂停。
焦裕禄病重，在大家的一再催促下，决定去住院，他要和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告别了。拍这场戏时，导演喊了一声：“焦书记要走了，大家送送他。”乡亲们就涌上来了。鸡蛋、红枣、干粮，大家把自家的篮子装得满满。这场戏拍完，剧组要付给一位大娘酬金。大娘拒绝了，转身离去时，说了一句：“为焦书记做点事，还要钱，那成什么啦！”
老百姓为啥对焦裕禄念念不忘？大家为啥喜欢《焦裕禄》这部电影？因为焦书记留下的是精神。
鲁迅先生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我希望，塑造出一个个有民族魂的人物。
在电影《横空出世》里，我演冯石将军。那年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我们想为祖国母亲的生日献点什么。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大伙儿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是裂的，抓起一把把沙子往脸上扬……我们不觉得苦，心里沸腾着。“横空出世”一声震天怒吼，中国人的腰杆子更直了。如果说，冯石将军他们的付出是一百，他们得到的回报只是一，太不成比例。他们的身上，有坚硬的民族精神。
我在《流浪地球2》里演了外交人员周喆直。郭帆导演找到我，给我看了剧本，还给了我两大摞资料，里面写了三十年后关于科技的各种可能。郭帆导演说，这个人是三十年后，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代言人。
电影里，为了解决月球危机，给后续流浪地球计划提供足够助力，需要将地球上的全部核武器运到月球引爆。面对绝望和放弃，周喆直发出“点火”的命令。“危难当前，唯有责任”，这是中国人的担当。
《封神榜》的故事，我在童年就听过。小时候，在路边小书摊，一分钱看两本连环画，我最喜欢的是《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封神榜》。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里，我演了西伯侯姬昌。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一个“忍”字。他的国家很小，人口也不多，他想改变穷人的生活，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为了和平、团结，他选择了忍，忍常人难以忍受之忍，是为大勇。这也是我们民族性格里的一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家用文字，音乐家用音符，歌唱家用声乐，我们演员用的是表演。我们从事的不是一般职业，表现好了是艺术家，再表现好了是心灵工程师。对演员这个职业，光热爱还不够，要敬重。角色面前，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不论主角还是龙套，刻画人物都不能满足于“像”，要追求“是”。把自己融化在人物里，是我的追求，我的职责。
三
演员跟着角色沾光，观众往往把对角色的感情寄托在演员身上。演《渴望》《焦裕禄》那一年，我突然“火”了。很多熟悉的、陌生的观众给我写信，一拨拨记者到我家里。我上火，急到牙疼，到北京朝阳医院、灯市口医院拔掉了三颗牙。
一个角色的成功不是某个人决定的，它是集体的创作，也有观众的捧场。我的作品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和观众的感情产生了共鸣，这些不足，观众就原谅了，光念了演员的好。观众给予的太多了，我告诉自己要清醒。
因为姬昌这个角色，2023年的“金鸡奖”授予我“最佳男配角”。距离上一次拿到“金鸡”，隔了三十多年。后台采访时，记者问我的心情。我脱口而出：“我愿意为电影‘玩命’。”艺术是演员职业的命根子，这个荣誉，是评价我还是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老演员。我快乐，感觉前景无限。
我喜欢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意思是，不管人生遭遇如何，都把每一天当作好日子来过。养病期间，我有了写字画画的爱好，起了“逞能李”这个笔名。在表演这件事情上，我愿意“逞能”，不“玩命”感觉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大家的期待。
参加完“金鸡奖”，我悄悄去了趟福建东山县，那里是谷文昌工作过的地方。我想看看，为什么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再拜祖宗”，我还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迹”，而是默默无闻奉献的人。演了焦裕禄、杨善洲，我还想演谷文昌，完成我的“县委书记三部曲”。可惜，年纪大了，演不了了，只能“梦中圆梦”。
到了我这个岁数，常常想的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的，离开是必然的。从不懂事到懂事，到有职业去做事，你留下些什么，你要带走什么？
我想，留下一个好名声。好名声，是一辈子的表现。我想，把人生的遗憾带走。
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
(任姗姗采访整理)
原刊于《 人民日报 》( 2024年01月08日 第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