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上海市嘉善路鼎新大楼里有一处特殊的空间。
它藏在这里的一间公寓内，几位年轻人合租在这里。公寓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摆放着办公桌、电视、吧台，还有两个沙发。下班后，年轻人们喜欢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聊天，有时候聊到凌晨1点才回各自房间。平日里，大家也会约着聚餐、看展览，或者去外地旅游。
“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一位住户觉得，这里的室友关系温暖而友善。有人晚上想吃碗面，其他人陪着一起吃。有人因玩滑板骨折住院，每个人都带着东西去医院看望。
在这个“家”里，碗筷、米面都是公用的，很多食物也是共享的。一位年轻人租下了这间公寓，并找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居住。搬到这前，他们并不相识，但他们汇聚到这，都有一个目标：建立一个温暖舒适的共居空间。
在上海，这样的共居空间还不只存在于一栋大楼。租客任彬第一次搬进类似的一间公寓时，就被那里的沙发、餐桌、大窗户吸引。很多年后，他依然记得第一次走进房间时，看见很多人坐在客厅里，“感觉很舒服”。
“目前各种租房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年轻人想要探索一种不同的租房生活方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博士庄皓琰从2020年开始关注这种共居空间。他注意到，不同于传统上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共居，这种共居更多是年轻人自由选择的，“住客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通过自治维持合租生活，像一种社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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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这种共居空间前，任彬没想过还能这么多人一起住。不过，这种“像宿舍一样”的生活一直是他期待的。
他在南京上大学时，和十几个同学住在一个三室一厅的大宿舍里，一群人在客厅打游戏、玩狼人杀，聊体育、音乐和艺术，“感觉就像家人”。
大学毕业后，他到上海一家公司做视频剪辑。因为还想像大学一样生活，他特地选择了一个带客厅的房子，并在客厅里摆放了茶几、沙发、地毯，和一个同事合住。但室友很少到客厅来，两人除了见面打声招呼，几乎不怎么说话。
有一次，他见室友看综艺，提出一起看，室友没有拒绝，但“不太想进一步交流”“总觉得有距离感”。3个月后，室友找到女朋友，两人互动更少了，直到后来室友搬走。
任彬说，为了合租，他看过好多套房子，发现客厅要么很小，只有几平方米，要么没有窗户，要么被当成储物间。有的房子客厅里比楼道还乱，“杂物乱堆”，每个人的房间都安了密码锁。“有种一进门还没有回家的感觉，要再进一个小门才能回家。”
看到共居空间招人的帖子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立刻报了名。
和任彬一样，方庭也是想和他人产生连接，加入到共居生活中的。
来到鼎新大楼前，她住在浦东新区一个loft公寓里。那个房子在顶楼，从窗外望去能看到壮丽的城市高楼大厦，还能望到别人家露台上种的油菜花。
刚住进去时，方庭很开心，她在屋里很多地方都放了软软的毯子，还专门发了一篇小作文表达喜悦。但这种喜悦没过多久就消失了，她愈发感到孤独，“每天晚上回家都是冷冰冰的墙壁”。
她的作息变得混乱，常常到凌晨两三点才睡，工作效率也变得低下，“觉得没什么驱动力可以把我拔起来”。
方庭觉得，问题在于没有人跟自己说“废话”，“当你拥有越来越少关系时，你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当你没有关系时，就拥有了无限大的自由，而无限大的自由是会坍塌的。”
吴力很能理解这种“压抑”的状态。他曾在上海独居过1年多，有时候在工作上感到疲惫，受了委屈，他很想找个人吐槽或分享，但他在上海没有朋友，“只能一个人在屋里消耗，有情绪没法排解”。
他开始周末组织观影、读书会等活动，“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来改变年轻人原子化的状态”。
吴力说，自己在一家汽车广告公司工作，日常工作是给不同平台投放汽车广告。作为汽车产销链条上的末端一环，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一颗随时可能被替换掉的螺丝钉，“换掉你，系统照样运行”。
每次加班严重，他就去天台上躺会儿，“整个人很放松”。他觉得大家坐在一起，吹着晚风，看星星、聊天喝酒的场景就像以前村里的人坐在广场上观影，“有社区感”。
不过，活动中的社交关系大多时候“短暂且不稳定”，吴力觉得共居能带来“朝夕相处的信任感”。看见别人办公共空间，他也租了一个公寓打造共居空间，同时在客厅举办公共活动。
吴力觉得，共居空间提供了一个据点，“它能让你扎根，跟人产生连接”。
2020年夏天，庄皓琰曾在上海的两个共居空间里对住客进行访谈。他注意到，不少住客是因无法出国而留在上海实习的留学生，“新冠疫情切断了他们的社交联系，他们选择共居来弥补之前缺失的社交需求”。
住客薛莉还记得疫情时独居在家的感受，“每天找不到人说话”。薛莉说，当时楼里没有人感染，她挨个往住户的门缝里塞小纸条，建了一个100多人的群，还邀请邻居来家里聊天，给20多个人剪过头。
“住的地方除了睡觉外，有一些人的连接会更加分。”2022年9月，薛莉在任彬的帮助下，在黄浦区创建了一个共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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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日常合租，类似的共居空间更加注重公共空间。任彬的室友程子健说，有的房间住了两个人，对客厅使用程度高，房租也会相应提高一些。
任彬和程子健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个月房租1900元。房间里除了两张单人床，几乎再也放不下什么东西。但任彬并不在意，他更喜欢在客厅里待着。有室友看到他，会主动和他一起看电视、聊天。
“客厅里24小时都可能有人，特别有人气。”一位室友说。
在任彬看来，客厅里的氛围主要取决于住客的性格和参与度。
他记得，曾有室友喜欢在客厅办公，引领了一股在客厅办公的热潮。程子健喜欢摄影，每次洗胶片，都能引来一群人围观。还有的室友喜欢练健身操，常带着大家做操，锻炼身体。
因此，申请入住上海几家类似的公寓，都要在线上填写一张申请表，还要经过面试等环节。申请表上除了有工作机构、生活习惯的信息，还设置了一些开放性问题，比如，个人拥有的技能、关注的议题；想在空间发起的活动；想参与共居哪方面的建设，“职务”包括活动策划及协调员、兼职财务等等。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人的兴趣，闪光点，也希望他住进来之后给空间带来一些东西。”一位共居空间发起人在一次线上讨论会上说。
“申请表本身是一个门槛。”吴力说，有的申请者诚意、动力不够，连字都懒得写，会首先被筛下去。
为了更了解申请者，有的共居空间面试时会邀请申请者来家里吃饭。“一个人身上能传达出很多信息”，任彬见过有人来时拿着一束满天星，有人临走时带走了门口的垃圾，而有的人面试时像是来谈项目，“总把最精英的一面展示给你”。最后，过于“精英”的人，他觉得不够真诚，没有投票。
薛莉希望每个住户“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她面试过一个刚刚辞职、失恋的年轻人，其他人都投了通过票，但她没有投，“他渴望在这里找到朋友，恋人，找到生活的支撑，对共居期待太高了。”
“面试就是面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熟悉对方想要什么，自己想要什么。”任彬说。
入住空间后，每个住客需要上交几十元，作为空间的公共基金，并就空间的日常事务进行讨论、投票，形成空间的共识。
很多共识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任彬记得刚开始时，每个人要轮流倒垃圾、拖地，但大家下班回家后常常已经很累，没有力气干活儿，于是改成只倒垃圾，“顺手就能干”。
以前，沙发客居住时间不受限制，后来，大家发现，沙发客住久了，容易和室友出现矛盾，他们便将沙发客居住时间调整为一周。
不同于筛选室友，很多事只要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但有时候这种方式也无法解决问题。庄皓琰记得，有一次，一个共居空间讨论是否买冰箱，如果买就要移走门口的鞋架。结果，只有一位室友反对买冰箱，这位室友有些生气，说自己一直是少数，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为了维护室友关系，大家最终还是想办法，为这位室友辟出一小块区域单独放鞋。
“团体越小，每个人的意见的重要性就越大。”在庄皓琰看来，公共空间想要运行下去，需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讨论，又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在有些事情上，住户们还需要具备公共精神。一位室友发现有人长达1个月外出不在家，提出是否可以按天收房租，大家就此讨论，发现如果这么算房租，那也应该根据使用客厅的时间收水电费，但真要这么细算，很难算清楚。最终，住客们还是决定按照原来的方式收钱，“不能光考虑自己那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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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居空间，“边界感”也是影响和谐的因素。
住客们记得，有一次，有人吃了一位室友冰箱里的食物，这位室友很生气，从那之后，共识中增加了冰箱最下面两层食物不能动的内容。
还有一次，大家一起做饭，一位室友正在做菜，另一位室友在旁边指指点点，做饭的室友面露不快。有室友看到这一幕，提出有人做饭时，其他人保持安静。这条建议被写进了共识。
“我们开玩笑说都是家人，但如果真的把这当成原生家庭就不太合适了。”程子健说，他们希望每个人能理性地和他人相处。
在几个共居空间，有个不成文的共识是，住客里如果有人发展成恋爱关系，就要搬离空间。
“恋爱是一种占有。”薛莉解释，有恋人室友吵架，其他人会左右为难，容易影响空间和谐。
为了让空间氛围更好，几个共居空间的人平时也会经常交流运营空间的经验。
在讨论会上，吴力表达过自己的困惑，说有室友希望每周定期开会，分享看到的书、工作心得。但他担心有人不愿意被强制参与公共生活，“在公司做PPT，回家还要做PPT”。
针对他的困惑，一位在洛杉矶共居空间的住客建议，“家庭仪式”很重要，但是聚餐相比开会更适合中国的文化，“更少有思想负担，又有可能发生一些即兴的对话。”
那天，讨论会开到了凌晨两点多，很多人已经困意连连，还在坚持讨论。
吴力相信，一个好的共居空间能够带给年轻人很多情感支持。
在这里，他能回想起来很多生活片段。比如哪次吃饭放的盐多了、聊了哪些八卦、谁做的菜最好吃，还有大家一起吃着爆米花看电影、吐槽综艺桥段的场景。
“你感觉生活特别有生机。”吴力将这种感受称为“居家感”，“它没有什么成本和代价，不像和朋友吃饭，1个月吃一次，还要考虑自己穿得好不好看。这种松弛的互动更加舒服。”
有室友找工作不顺利，其他人帮着她分析自己的优点，面试可能存在的问题，适合做什么工作。
有人帮着一个单身室友介绍朋友，见两人进展缓慢，其他室友都帮着出主意，给出增加女生好感的建议，分析两人在这段关系中的心理。
除了情感支持，吴力觉得，共居也可以让年轻人应对更多“不确定性”。他们在租房合同中规定，如果有人损坏公物，和室友、邻居多次发生矛盾，其他室友可以开启“弹劾”机制，与其解约。
薛莉所在的空间就“弹劾”过一个室友。这个室友面试时表现得很正常，但入住空间后，用公共基金给自己买东西，还拒绝和其他人沟通。被“弹劾”出空间后，他又将卧室的衣柜砸碎，以未退押金为由，将薛莉告上法庭。
被告时，薛莉不幸骨折，推迟了几个月才开庭。令她欣慰的是，“全家”都陪她出庭，有室友专门穿了西装三件套，“特别有气势”。薛莉说，这件事不仅没有让她丧失对共居的信心，反而让她看到了共居的意义。
疫情期间，因为紧密的室友关系，大家也没有感受到居家的痛苦。任彬记得，上海封城期间，住客们通过不同渠道买菜，在网上纷纷抢菜的时候还能吃到部队火锅、巧克力，喝到牛奶。
那段时间，他们经常一起做饭，看电影、玩桌游、谈心，讨论有关共居的话题，还录了几期播客，“输出的欲望很高”。
他们常在一款软件上分享日常生活。有人记录当天分到的物资，有人写下一位住客离开时哭泣，其他室友逗他笑的场面，还有人在软件上开发了一个记录得分的程序，让输的人倒垃圾、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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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居空间并不是完美的。这里的流动性大，很多住客因为恋爱，或者去外地工作，租住时间不超过半年。
这使得在住室友要不断面试、适应新来的室友。有时，他们面试三四个人也没找到合适的室友，房间因此空置1个多月，其余住客不得不平摊这间房子的租金。有的空间还要想办法赚钱，来抵消空房的风险。
据庄皓琰观察，目前，共居空间受到社区、租房市场多方面的限制。“业主们对于租户都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对于多人合租的模式。”
任彬所在的共居空间当时要搬家，就是因为房东频繁接到邻居投诉。任彬说，当时他们经常举办活动，不断有人进进出出，邻居大爷向社区举报是群租房。虽然后来证实这里不是群租房，但还是有人一直举报，“半年内举报了3次”，房东不堪其扰，不愿再租房给他们。
后来找鼎新大楼的这套房子时，任彬看了近百套才选出来。任彬说，房子多数都是三居室，好不容易选出来3个房子，其中两个房子的厕所数量不够，另一个房子的客厅没有窗户。最终，3个房子投票都没有超过半数。
搬家后，为了搞好社区关系，任彬常常和小区的工作人员聊天。疫情期间，家里4个人都去做志愿者，帮助小区分发物资、做核酸检测，有会日语、英语的室友还专门负责和小区的外国人沟通。
几个月下来，整栋楼的人都认识他们，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见他们人多，还特地给他们多发了一些物资。
任彬喜欢在共居空间的时光。不久前，他因为恋爱搬离了公寓，但他还是在这里保留了一张床、按时交房租，并时不时回来住两天。有人发起话题讨论，他总是报名参加。
任彬希望，即使是恋爱、结婚，也能过上这样的共居生活。他想象，如果有一层楼房能容纳四五户家庭，每户家庭住三四个人，也能建立起来共居空间的这种情感。
“好的共居经验是可以人传人的。”一位曾经住过共居空间的住客说，不少室友离开上海后，将这里的共居经验带到了其他城市。
“大家的这种行动力和对生活的探索很打动人。”程子健说，在这里，他看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有的室友从事物理治疗方面的工作，一边旅居，一边探索不同国家的共居空间。有的室友在美国读博，休学1年，专学跳舞。
他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处于流动状态”，一边工作一边探索世界。
林木在鼎新大楼的公共空间当过1周多的“沙发客”。来这前，她在厦门一家公司担任活动策划。她总觉得身边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精神没有归宿”。
为了找到一个“可以随时见面、聊天”的圈子，她花3个多月时间，跑了十几个城市，参加过读书会、工作坊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每次都觉得“聊得不痛快”。
来到共居空间后，她觉得这里的人很友善，常和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她还组织了一次婚恋主题的讨论会，谈论自己在婚姻上的困惑。
讨论持续了1个多小时，林木说，她的困惑依然没有答案，但这里的年轻人鼓舞了她，“找不到的东西，你就自己去创造”，她想起一次活动时听到的话。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任彬、吴力、薛莉、林木、方庭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