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开年的第一期版面，我们邀请了四位专家学者从职教出海、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应对等角度，谈他们期待什么样的高职教育发展。其中，有理性建议，有大胆设想，甚至有善意批评。但我们期待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中，职业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肩负起应有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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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要回归教育规律 追求师生增值
侯长林
近10年来，国家十分重视高职教育的发展，加大了经费的投入力度。
一般来说，少量的或重大的经费投入采取项目的形式进行，会促进各高职院校形成竞争意识和机制，激发其内在的办学活力。
在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国家示范性(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及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项目的形式推进高职教育改革取得较大成效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在此之后，相关部门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大多采取项目的形式下达，且层层效仿。
比如，为了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层面出台了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政策导向后，全国各类产教联合体、产教共同体短时间内至少成立了几百家，一些院校干得轰轰烈烈，也有一些院校比较吃力，又不得不抓。因为这些内容将成为评判高职院校推进产教融合的风向性指标，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双高计划”遴选的重要指标。你成立了，我也要成立，不少高职院校之间相互仿效、相互竞争。
另外，为了完成项目考核指标，不少高职院校成立各种各样的项目工作小组，有的高职院校还在发展规划处设立项目办等机构，专门从事项目的申报、建设、验收等工作，使得校领导、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负责人、专业负责人和教师大多数都有项目任务，围绕项目忙，因项目而内卷。
教育需要项目，但不能为了项目而项目，“当一些人深谙项目的利害关系，竞相奔着项目而去的时候，必然把浮躁的风气和功利的行为带至教育教学领域”。
如何破解相应问题，至少可以缓解？简言之，就是要回归教育。
首先，回归教育本真，坚持以促进学生成长和教师增值为目的。众所周知，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也就是说，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高等学校要坚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这是高职教育的主要责任和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主要责任和使命，教师是关键。因此，高职教育所争取的有关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项目都应该坚持以促进学生成长和教师增值为目的，从而使高职教育回归本真。
其次，回归教育规律，尊重各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高职教育内卷，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各高职院校，使其难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规划办学。如果以项目推进高职教育改革，至少要坚持以促进学生成长和教师增值为目的设计和实施项目。
再次，回归教育价值，改进学校、院系和教师评价机制。现在对学校、院系和教师评价大多是看其完成了多少项目，获得了多少项目经费。这种评价导向显然是短期可见的政绩和金钱。
笔者认为，简单根据项目发放工作绩效及其奖励，是不科学的，也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导向。希望高职教育未来的改革方向是，最终回归追求促进学生成长和教师增值的教育价值上来。
(作者系铜仁学院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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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出海 走稳走实
王志刚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培养适应国际化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升国家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职业教育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求，有组织地推动职业院校与“走出去”企业“组团出海”，为海外中资企业培养培训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
在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过程中，涌现了诸如“鲁班工坊”“班·墨学院”“丝路学院”“郑和学院”“毕昇工坊”“中文工坊”“大禹学院”“芙蓉工坊”“桂港中心”等一批具有鲜明特征的职业教育国(境)外办学机构，它们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向世界展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品牌。
山东是首个部省共建的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是首个部省共建的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模式试点省份，是“匠圣”鲁班、“中华科圣”墨子的故里。近年来，山东以两位具有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贤的名字命名，建设职业教育海外“班·墨学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打造国际校企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播技能、传递和平。
当然，职业院校在境外办学中也面临着一些具体困难和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走出去”的步伐。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与教育对外开放缺乏联动，跨国交流机制不够畅通。另一方面，国家层面缺乏专项支持，办学成本基本由学校与合作企业承担，影响了办学规模和可持续发展。
不过，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范式，有必要也有条件把职业教育打造成为服务全球的公共产品。同时，有必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此，在职教出海的过程中，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务求实效，以技能为纽带巩固“朋友圈”。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具有天然优势，是最有潜力“走出去”的教育类型。因为技能是中性的，更能给民众带来体验直接、有显示度的民生福祉，更容易被不同文化接受，更容易直达广大民众，更容易在海外落地生根。在职教出海过程中，要务实功、求实效，紧贴海外中资企业和所在国需求，通过培养培训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带动相关国家当地就业和脱贫致富，着力培养心心相印的“一带一路”建设者，扩大知华友华爱华群体，巩固基层民众“朋友圈”。
二是产教同行，以海外企业为依托规划“路线图”。我国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贡献者，境外中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8万亿美元。同时，海外企业也面临着本土劳务人员技术技能水平较低的现实困境，而职业教育为中资企业人才本土化和构建良好的公共关系提供有效载体，两者相得益彰，完全可以成为境外办学的可靠合作伙伴。职业教育突破以往的校校合作模式，基于国际产能合作规划教育“走出去”布局，产业发展到哪里、教育就支撑到哪里，企业办到哪里、学校就建到哪里，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找准位置、做大做强。
三是强化统筹，打造受世界欢迎的公共产品。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统筹，加强联动，统筹用好各渠道资源，在院校布局、办学规范、资产配置、教师待遇、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将职业教育升级为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教育国际影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资源，努力贡献更多跨越地理限制、突破文化差异、融合发展需求的开放式、全球性、共享型公共产品。
面向未来，希望职业教育国际化走得更稳更实，探索适合国情、适应时代、备受所在国欢迎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新路径。
(作者系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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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挑战
李洪渠
“人工智能”是2023年年度热词之一。随着ChatGPT、文心一言、WPS智能写作、商汤SenseNova等人工智能工具的推广和应用，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已成为共识。
事实上，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生活方式和各类产业业态，改变着许多社会职业的性质、内容、工作方式、职业技能素质要求等，会催生一批新的工作岗位，同时会使一些工作岗位减少甚至消失，而改变最明显的是技术技能型岗位，重复性、机械性的甚至是可预设动作的技术技能岗位逐步被“机器”取代，工厂车间再不是从前的模样，无人车间越来越多。
显然，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教育受到的冲击和挑战最大。高职院校如何应对，是一个紧迫又重要的大问题。
早在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就提出要“建立人工智能多层次教育体系”“鼓励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或课程”，超前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高职教育工作者要敏锐地感知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充分认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新技术、接纳新技术、应用新技术。
高职院校一方面要在人才培养方面适应社会职业变化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的新需求，同时也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及时引进应用新技术，提高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作为高职院校办学的责任单元，专业建设面临调整、改造和升级的紧迫任务。
设置什么专业、每个专业招收多少学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设定、实习实训条件建设和实施等，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基础性问题。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高职院校首先要考虑的是根据产业、职业、岗位变化调整专业设置，停办面向的岗位群需求人员减少的专业。同时，对经过论证保留设置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审视，根据未来产业需要进行调整。
为了满足各专业学生未来工作、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学校要引导学生将人工智能技术内化为通识技能。在日常教学中宣讲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态势和趋势，国家有关法律规范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道德准则，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个人发展进步，免受其负面影响。还要将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纳入课程体系，组织学生学习人工智能基础概念、应用案例、前沿技术、伦理风险和社会责任、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及技术应用等内容，系统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让人工智能思维融合到不同的专业问题处理中，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从自身视角了解人工智能理论研究、应用开发等，引导学生积极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挑战和伦理困境，启发学生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培养职业通用能力，提升面对未来职场挑战的能力。
人工智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催生职业院校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激发职业院校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动力，重塑职业院校治理体系，从而带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职业学校更好地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是国家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总要求。受资源限制，人人皆学技能、处处能学技能、时时可学技能一直受到掣肘，职业学校并没有成为区域或行业人人可去、处处可学的技术学习中心。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海量学习资源、虚拟实训场景通过平台提供给各地各类学习者，并可以通过动态追踪监测记录不同学习群体的学习过程轨迹，采集、分析和处理相关数据生成专属的个性化“数字画像”，从而为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提供最适合的优质职业教育。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职业学校成为校园无限开放、服务对象和功能更加多元、便捷高效的技术学习中心，是职业学校未来应然态势。
(作者系湖北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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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 高职要避免误区
宗诚
作为“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先手棋。对所有高职职业学校来说，数字化转型都是新鲜事物，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再加上数字化转型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多数高职学校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甚至犯一些错误，有些错误的代价会比较大。因此，高职学校要在转型之际尽可能避免一些误区。
误区1“唯技术论”：认为数字化转型仅是由技术驱动
部分高职学校认为数字化转型仅是由技术驱动的，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技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只需要正确运用技术，就可以实现数字化转型。
无论是工业时代、信息化时代，还是数字化时代，变革和发展都是由社会需求驱动的，这些需求代表着用户的利益。那么，教育若要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便要理解用户也就是学习者，需要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基于数据洞察学习者，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那么，职业教育又要如何洞察学习者？它确需将数据应用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应用于“教、学、管、评”等职业教育教学活动过程的各个环节，依赖数据进行智能决策，而这也是数字化转型的实质。另外，当学习者体验到更多个性化服务后，也会对教育抱有更高的期待。因此，数字化转型是用户驱动的。
面对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高职学校要坚持“需求牵引、应用为王”的原则，对学习者进行分层、分群、分类，为不同的学习者、在不同时间，提供全过程、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这对于高职学校来说至关重要，虽无法为每一个学习者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但通过数据分析为学习者画像，可以精准了解学习者的需求，快速为学习者提供相匹配的服务。这便是高职学校以学习者为中心提供教育教学服务的必要性，也是驱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误区2“孤芳自赏”：自认为信息化水平高，无须数字化转型
有些高职学校自认为自身信息化基础较好，地位牢不可破，未来发展前景可期，暂不需要费时费力进行数字化转型。殊不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变革潮流，作为一场技术变革势力，它正在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那些变革较慢的行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信息化“水平高”的学校也应心怀忧患意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应尽早布局、提早谋划，积极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方法，根据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为主、市场参与的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研发更加契合学生学习、学校教学的专业课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误区3“置身事外”：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所谓高水平高职学校的事情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实现数字技术与教育的完美结合，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教育中，创新教育模式，推动智能化教育发展。数字化技术可以为教育提供更便捷，个性化的服务，从而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智能化是为了建立数字化业务流程，提升学习者的体验，提高教育服务效率；个性化的目的是利用业务重构与创造新的数据驱动模式给学习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从用户服务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与学校的规模及“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从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已然将职业教育摆在了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地位。那么任何想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想要实现新的历史跨越，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职业学校，都需要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清晰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必经之路。
对高职学校而言，应充分认识到数字化建设对教育发展弯道超车的正向拉动作用，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时代高职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必备良药。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