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为了纪念“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顾方舟，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生一事——‘人民科学家’顾方舟口述历史分享交流活动”。顾方舟的小女儿顾晓曼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曾经，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在我国多地流行。这种疾病多发于7岁以下的儿童，且无法治愈。顾方舟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以下简称“脊灰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他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亿万儿童的健康。
顾晓曼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其实在父亲离世之后，她才对他所做的事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顾晓曼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很忙。读书时，顾晓曼的学校在父亲工作的协和医院附近。她中午去医院食堂打好饭，等父亲开完会一起吃。不过，有时候，顾方舟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无论如何，吃饭的这段时间，是难得的亲子时光。
如果父女俩见不到面，就用文字沟通。顾方舟留下纸条，放在家里，叮嘱女儿吃早餐，询问女儿最近有没有不开心。顾晓曼看到了，再写下回复——这是父女俩独特的沟通方式。
但在家中，父母都很少提及那段研究脊灰疫苗的艰难岁月，更不怎么谈及自己在消灭脊髓灰质炎上的重要作用。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且成功定型。这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
1959年，在赴苏联考察疫苗情况后，顾方舟发现存在“死”“活”疫苗两条路线。结合中国国情，顾方舟审慎判断后，选择了活疫苗路线。
第一批试生产的活疫苗需要在人体上检验安全性。在后来的一次节目录制中，顾晓曼和哥哥才知道，原来父亲曾给那时仅一岁的哥哥试药。
顾方舟曾在口述史中回忆，第一批疫苗出来了，得有几个孩子吃，以检验安全性，“我说我家小东（顾方舟儿子）刚好1960年出生，还不到一岁，符合条件。”
实验室同事中，有几位也有孩子，有的只有两三岁，他们都给孩子吃了疫苗。
“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们搞这一行的，我心里有数。”顾方舟还说，当时觉得，如果他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去，这不大仗义。
几十年后，顾方舟的儿子才知道这段“冒险”。“哥哥知道后，还挺自豪的，觉得为这么伟大的事业作出了贡献。”顾晓曼笑道。
父亲去世后，从父亲的口述史中，在父亲同事的回忆中，在新闻报道中，顾晓曼对父亲研制脊灰疫苗的难度有了具体的感知。对父亲了解得越多，她对父亲越钦佩。
有时，顾晓曼也会代入父亲的角色：才30多岁的父亲，作出采用活疫苗的选择，顶住了多么大的压力！在昆明荒山建起实验站，又是多么不容易！
当年，为了迅速大批量生产疫苗，顾方舟带领团队，不远千里奔赴云南昆明西郊，从一个叫“花红洞”的山洞起家，建立起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将其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当时，“花红洞”一片荒芜。顾方舟曾说，在这种条件下，要建几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宿舍、动物房，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既然已经下了这个决心，那就必须建起来。
选人也非常困难。那么偏僻的地方，大家心里都不愿意去。顾方舟下定决心，带头将老妈、老伴连同孩子接到了山沟里。
2019年，顾方舟离世。同年，他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现在，大家叫顾方舟“糖丸爷爷”。顾晓曼觉得，如果爸爸知道这个称呼，应该会挺高兴，“因为真的挺契合他的性格”。
顾晓曼在很多场合讲过父亲，也听过别的科学家后代回忆他们的父母。她感叹，老一辈科学家身上体现的爱国和奉献精神，是当下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如果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历史，了解老一辈科学家身上体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应该对大家能有一种激励作用吧。”
对顾晓曼来说，父亲“一生择一事，一事守一生”的故事，仿佛是穿越时空为自己留下的“纸条”。在父亲离去之后，读到这些“纸条”，顾晓曼觉得，在心灵上离父亲更近了。（记者 张盖伦）